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9.吃斋奉佛，归隐田园。
王维早期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贬至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对其治下的开明政治积极支持。后因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的政局恶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隐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岁以后就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最终隐居终南别业，吃斋奉佛，生活极为优悠。即便安史之乱时追随玄宗不及，被迫作伪官，即便肃宗回京，他再度被贬，后又升值尚书右丞，他都对现实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态度，甚至嘲笑陶渊明弃官又做官。到了晚年，完全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诗，虽然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赠别的抒情佳作，但归隐后大部分的名作有着对现实的冷漠，有着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为“诗佛”了。
10.攀附权贵，重入仕途。
元
南渡后避乱到岭南的朱敦儒，绍兴二年被召入朝，以好立异论，与主战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罢官。后来通过秦桧儿子被秦桧笼络，任鸿
刘克庄，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理宗端平二年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可能是这一连串的被免使他受到了打击，他于晚年竟然趋奉权奸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
无论是体恤民情，还是寄情山水，无论是失意绝望，还是为民造福，无论是忧愤悲叹，还是潜心向佛，无论是关心国事，还是积极进取，唐宋文人被贬之后的作为，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品节的忠直、志气的高洁。
从唐宋文人为自身不平之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人性怎样受压抑，他们的良知怎样被扭曲，他们的情感怎样受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宋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
一、辅时及物 参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柳宗元在求举过程中，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792)，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过诗文。但柳宗元及第并不单单依靠了权贵的
按规定，唐时进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做官。恰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病逝。柳宗元由于眼父丧，在三年之内无法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出路做官。于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有机会考察唐代的西北边防。
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氏成了亲。同年，他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未被录取。
柳宗元曾自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他早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制举落第时，曾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
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
柳州比永州更加荒僻、遥远。柳宗元这次去柳州，还是沿着一个月前进京时的旧路而行，也就是11年前被贬南下时的路线。但他这次的心情异常黯淡。这一年他已43岁，他深感前途的渺茫。他与刘
十年憔悴到泰京，谁料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
直以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
他深感自己性不谐俗，徒有文名，不为世用。经过十年的艰难困苦，盼来的却是投身岭外，心中的痛苦无法平息，只能对友垂泪。此后他又写了两首赠别刘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怀着凄楚悲伤的心情，拖着衰病之身，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柳州。
柳宗元到柳州虽然是遭受打击，但此时他作为一州之长，与永州时的境况大不相同了。他毕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做点实事，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愿望，做一个好的地方官。他采取措施，解放奴婢，鼓励发展生产。韩愈后来表扬他在柳州的政绩时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
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此外，他还与僧、道、隐士交结，思想上进一步发挥了“三教调和”的理论。
在柳州，柳宗元还是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政局。他一贯反对藩镇跋扈。元和十二年十月，裴度荡平叛乱30年之久的第一强藩淮西镇，柳宗元获此消息，非常激动，为了歌颂这次胜利，他写了有名的《平淮夷雅》两篇，一为《皇武》，赞颂裴度，一为《方城》，赞颂李囗，实际上是歌颂唐室“中兴”。《平淮夷雅》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四言诗中的精品。
但是，凄苦与失意始终与柳宗元相伴。他来到柳州时，已须发斑白，而此时他才43岁。在永州时留下的疾病也日渐沉重。他料到自己已不会久于人世了。此时他似乎已不再有什么遗憾，只是向往着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在公务之余，他放情于山水，以排遣心中的寂寞。一山一峰，常常勾起他对故乡、对友人的思念。
当年柳宗元37岁时，曾写信给萧亻免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他的设想已够凄凉的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生命比他预期的要短促得多。写这些话后仅过十年，柳宗元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根据刘
柳宗元临死时，曾写信给好友刘
三、出入百家 归于孔子
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于政体”，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
四、批判天人感应 恢复儒学原旨
传统儒学紧扣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以仁义礼乐为价值体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努力于社会风俗的改善，重人道、轻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合在一起，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天人相通的目的。但孟子所说的“天”还不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荀子更强调“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的光辉思想。因此，先秦儒学始终洋溢着理性的精神。但到了秦汉以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被泯没不彰。天被描绘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但一直在汉唐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连韩愈也信守这种天命论，将人的贫富贵贱归之于天命。认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祝与福存乎天”。在柳宗元时代，“务言天而不言人”，推天引神的风气泛滥，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神学外衣，还“圣人之道”以本来面目，恢复儒学的“人学”特征。
柳宗元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对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发扬了葡派儒学的理性精神。在宇宙论问题上，柳宗元认为，关于悠远而渺茫的宇宙起源问题，虽然有过许多荒诞的传说，但都不足以信。事实上，昼夜交替、万物生成，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外在力量使其如此。他以《天对》为题，对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囗黑晰砂，往来屯屯。囗昧革华，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所以，“天”“地”都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
解决了宇宙观的问题，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学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剥夺了。柳宗元的宇宙论中已经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说：“天地，大果囗也;元气，大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己矣。(《时令论》上)
本着上述认识，柳宗元对两汉以来所谓的“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批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他认为“天”“神”都是用于“神道设教”，真正的“聪明睿智者”是不应该相信它的。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为臣。他批评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团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陆淳学派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此作为自己辅
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