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历来评价甚高。下面我们在好好阅读一下吧。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内篇：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纲第三 知类第四 宗经第五 正权第六 循序第七 守约第八 去毒第九
外篇：益智第一 游学第二 设学第三 学制第四 广译第五 阅报第六 变法第七 变科举第八 农工商学第九 兵学第十 矿学第十一 铁路第十二 会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内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
前代国有大事，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汉、唐以来皆然，今土司犹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将伐辽，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条《铁围山丛谈》〕。宣和中创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岁得数千万缗，并无奖叙。明季用兵，初加辽饷，继加剿饷，又加练饷，共加赋二千万。果如此法，筹饷易耳。本朝每遇河工、军旅，则别为筹饷之策，不以科派民间。历年开设捐输，奖以官爵，并加广其学额、中额。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权，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书。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九、军流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明发教坊诸虐政。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秋审句决之期，天子素服，大学士捧本，审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庆典则停句减等，一岁之中，句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更远过之。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谓之“失入”，应死而拟轻者谓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遇有疑狱，则诏旨驳查复讯，至于再三，平反无数，具见于历朝圣训。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据之朝，中外阻绝之世，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朝廷不复过问。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诱贩之猪仔、美国被虐之华工，特遣使臣，与立专约，保护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是曰覆远，仁政十一也。
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与宋代等，两汉多任贵戚，北朝多任武将，六朝专用世家，赵宋滥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若元代则立法偏颇，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与。本朝立贤无方，嘉惠寒畯，辟雍驾临，试卷亲览，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族一体柄用。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日晦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礼，既无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谪官于外，即日逐出国门，程期不得淹留，亲友不得饯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车就道。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罚及累世，株连亲朋。本朝进退以礼，不以一眚废其终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最为民害，汉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之僧徒、贵族，明之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无之，政令清肃，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明纲第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冢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毡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弊，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知类第四
种类之说，所从来远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是知有教无类之说，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欧洲种类又自有别，俄为斯拉物种，英、德、奥、荷为日耳曼种，法、意、日比为罗马种，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与英同为白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西起昆仑，东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罗、缅甸、东中北三印度，东及环海之朝鲜、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仅隔一海峡〕，其地同为亚洲，其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以欧洲与中国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发愤，竭智尽忠，求纾国难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谓此非发捻之比，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讥圣教为无用，分同室为畛域，引彼法为同调，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谓之悖乱，智者谓之大愚。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也;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员某，吞蚀公款数十万金，存于德国银行，其人死后，银行遂注销其帐，惟薄给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故王猛死不伐晋，钟仪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为人役之人，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韩非之覆韩必杀其身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杜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定公九年传，逐桐门右师。〔注：终叔孙昭子之言〕《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权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通鉴》卷六：秦王下吏治韩非，非自杀。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正权第六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
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
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
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即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况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
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胁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陕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于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厉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朽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苏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约第八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昔战国之际，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吾读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说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无约。如此之儒，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焉得为圣，焉得为贤?老诟儒曰“绝学无忧”，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墨诟儒曰“累寿不能尽其学”，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法诟儒曰“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韩非子》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夫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且孔门所谓博，非今日所谓博也，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沧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雠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
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与子夏所谓博学近思、荀子所谓以浅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专门箸述之学，有学堂教人之学。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一、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馀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
欲有要而无劳，约有七端：一、明例，谓全书之义例。〔毛诗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熟于《诗》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一、要指，谓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馀事。一、图表。〔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谱与表同〕一、会通，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一、解纷，谓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一、阙疑，谓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考其最箸而今日有书者〕以上七事，分类求之，批却导昒，事半功倍。
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易》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春秋谷梁传》止读钟文烝《谷梁补注》，《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已刊未毕〕《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故不备举〕《论》、《孟》除朱注外，《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尤便学者。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文义大端已解矣〕师以是讲，徒以是习，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如此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馀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总之，必先尽破经生箸述之门面，方肯为之，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
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约之以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如汉《郊祀》，后汉《舆服》，宋《符瑞》、《礼乐》，历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历》，唐以后之《艺文》，可缓也。地理止考有关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关治理者。如古举今废，名存实亡，暂置屡改，寄禄虚封，闲曹杂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学，《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国朝人有《文献通考详节》，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条目有应详而不详者，内又有数门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义例可也。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缓]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若司马公《通鉴》，论义最纯正而专重守经，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於经世之用。[此说非因尊王而然，好学而更事者读之自见]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说详《宗经》篇。
一、理学看学案。五子以后，宋、明儒者递相沿袭，探索幽渺，辨析朱、陆，掊击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体多仿宗门语录，质而近俚，高明者厌倦而不观，谨愿者惝恍而无得，理学不绝如线焉耳。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黄梨洲《明儒学案》成於一手，宗旨明显而稍有门户习气;全谢山《宋元学案》成於补辑，选录较宽而议论持平，学术得失，了然易见。两书甚繁，当以提要钩元之法读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两书，其余理学家专书可缓矣。惟《朱子语类》原书甚多，学案所甄录者未能尽见朱子之全体真面，宜更采录之。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最善。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敍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则不至劳积损志矣。[朱子曰：“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分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均《语类》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专在知今，一形势，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产，一都会，一运道[水道不尽能行舟]，一道路，一险要，一海陆边防，一通商口岸。若《汉志》之证古，《水经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陕，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按图索之，十日可毕，暂可不必求详，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尽西艺，其於西政更无与矣。天文、地图、化、力、光、电，一切格物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可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今世学人治算学者，如李尚之、项梅侣、李壬叔诸君，专讲算理，穷幽极微，欲卒其业，皓首难期，此专家之学，非经世之具也。[算学西多中少，因恐求备求精有妨中学，故附於此]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二程遗书》，《近思录》引]朱子曰：“训诂则当依古注。”[《语类》卷七]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黄直卿书》]又曰：“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答张敬夫书》]又曰：“向议欲刊《说文》，不知韩丈有意否，因赞成之为佳。”[《答吕伯恭书》。此外言训诂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经，训诂精审，考据《说文》者甚多。《潜夫论》圣为天口，贤为圣译，可谓善譬。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不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如水部自有专书，示部多列祭礼，舟车今制为详，草虫须凭目验，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忤，则阙之不论。[许君书既有脱口逸，复多奥义，但为求通六书，不为究极许学，则功力有限断矣]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馀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馀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馀万，洋药价三千馀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昔者国家尝严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祸中国，谁能除之?然而吾意以为不然，《论语》曰：“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顾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何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官之学取办于例案，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如是已足，〔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不必征诸实事，考诸万物〕农无厚利，地无异产，工无新器，商无远志，行旅无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近日海内志士，伤时念乱，怵然有人类灭绝之忧。上海、扬州均有戒烟会，其说大抵各自治其所属之人，如吸烟者，主不以为仆，师不以为士，将不以为兵，田主不以为佣，商贾不以为伙，匠师不以为工，凡以治愚贱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贵智能之人，则将吏、师长、田主、工师不乏吸烟者，彼恃有逃墨归杨之薮，犹不戒也。且官师皆无常职，彼视其官师如传舍，亦不戒也。吾谓惟在以学治智能少壮之人，愚贱者视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听之，十年之后，此智能少壮之士大率皆富贵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属之人，三十年而绝矣。今各省多创立学会，谓宜即以戒烟会附之而行，无论何学会皆列此一条。四十岁以上戒否听其便，四十岁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会，家训训此，乡约约此，学规规此，剥穷则反，此其时乎?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孔子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敌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御大水堕高山，然而能阻之开之者，智也。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钧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假使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时西国国势愈强，中国人才愈陋，虽被巨创，罕有儆悟，又有发匪之乱，益不暇及。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一儆于台湾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鲜，五儆于越南、缅甸，六儆于日本，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印度属于英，浩罕、哈萨克属于俄，阿非利加分属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国先属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属于西班牙，以不尽愚而复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箸，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李斯、韩非之学，暴秦之政也，于历代何与焉。汉求遗书，尊六经，设博士，举贤良，求茂才异等，绝国使才，非愚民也。唐设科目多至五十馀，宋广立学校，并设武学。明洪武三年开科，经义以外兼考书、算、骑、射、律，〔《明太祖实录》，《日知录》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词章取士，沿袭至今，此不过为荐举公私无凭，词章考校有据耳，谓立法未善则可，谓之愚民则诬。至我朝列圣殷殷以觉世牖民为念，刊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仪象考成》，教天算西学也;遣使测经纬度，绘天下地图，教地舆西学也;刊布《授时通考》，教农学也;纂《七经义疏》，刊布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开四库馆修书，分藏大江南北，纵人入读，教经史百家之学也;同治军务敉平以后，内外开同交方言馆，教译也;设制造局，教械也;设船政衙门，教船也;屡遣学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学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也，总署编刊公法、格致、化学诸书，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教各种西学也。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学堂学生有保奖，游历有厚资，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无如陋儒俗吏动以新学为诟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学者负朝廷耳。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虽不能兼西学，固足以通中学，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窃，非尽法之弊也。果能经义、策问事事博通，其于经济大端、百家学术必能贯彻，任以政事必能有为，且必能通达事变，决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书而不读，家有师而不亲，过庭、入塾惟务欺饰，及至颓废贫困，乃怨怼其父母，岂不悖哉?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
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设学第三
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馀区，大县数十，小县十馀，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馀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修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赀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于官，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赀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
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录别国方言，朱酺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译西书数十种，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迹其先几远跖，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为所欺，贻害无底。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
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法，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
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
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
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 “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农工商学第九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韩诗外传》语〕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实为农家古义。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给于华也，印度锡兰讲求种茶，无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销路仅恃俄商，大率俄销十之八，英、美销其一二，缘茶中含有一质，涩而兼香，西人名曰“胆念”，印茶惟胆念较华茶略少。故俄尚食华茶。若再数年，印茶日精，恐华茶无人过问矣。此茶户种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机器，烘焙无法之弊也。〔光绪二十年，湖北、湖南两省合力，以官款买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运赴俄境，自销之。西路水运，销阿叠萨，托出使许大臣交俄行带售;东路陆运，销恰克图，托俄商佘威罗福代售，除茶价、运费、关税外，西路赢馀得息一分，东路赢馀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饶馀可知也〕丝之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国用华丝者十之六;三年以内，日本丝销十之六，意国丝十之三，华丝仅十之一，且本贵则价难减，价昂则销愈滞。此由养蚕者不察病蚕，售茧者多搀坏茧，茧耗既多，成本自贵之弊也。外国种棉分燥土、湿土两种，长茎宜湿地，短茎宜燥地。种植疏阔，故结实肥大。〔种子三粒为一窠，长至四五寸，留壮者一株，其馀拔去，每茎相距横三尺三寸，纵一尺三寸〕洋布、洋纱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馀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特是洋纱最精，有至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购洋棉子种之，多不蕃茂，此由农夫见小，种棉过密，又不分燥湿之弊也。麻为物贱，南北各省皆产，然仅供缉绳、作袋之用，川、粤、江西仅能织夏布耳，西人运之出洋，搀以棉则织成苎布，搀以丝则织为绸缎，其利数倍。此由沤浸无术，不能去麻胶，又无搀丝之法之弊也。〔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惟种稻，西人谓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显易行者也。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此《王制》所谓执技事上，不与士齿者耳。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转教匠首。更宜设劝工场，凡冲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陈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第其高下，察其好恶，巧者多销，拙者见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夫精会计、权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中国之商惟听其自然而已。所冀者亿中之利，如博塞求赢，但凭时运;所分者坐贾之馀，如刮毛龟背。虽得不多，虽有积货如阜，日赢千金，犹为西商役也。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虽敝，然仍是芽嫩无烟者价高而速售，霉湿搀杂者、样盘抵换者价亏而难销，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设总行以为合群持价之计，西商固必不听，群贩亦必不从。一曰游历。各省宜设商会，上海设一总商会，会中自举数人出洋游历，察其市情货式，随时电告以为制造、贩运之衡，此较设外洋公司为易。夫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即商务之大学堂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至如驼羊之毛、鸡鸭之羽皆弃材也，马牛之皮革皆低贱也，西商捆载而去，制造而来，价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门德士，华名红毛泥〕、火砖〔以中国观音土和砖屑烧成之〕、火柴、火油、洋毡、洋纸、洋蜡、洋糖、洋针、洋钉，质贱、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给外人，而岁耗无算矣。然而以上诸事，非士绅讲之，官吏劝之不可，荀卿盛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
兵学第十
或曰：兵必须学。《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诸葛忠武曰：“入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学。霍去病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岳武穆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无法、无教也。此皆圣贤名将之说也，何道之从?曰：吾将以四说通之。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有械不利，利械不习，与无手同;工作不娴，桥道不便，辎重不备，与无足同;地理不熟，测量不准，侦探不明，与无耳目同。聚千万无手、无足、无耳目之人，乌得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战之具，范之以不败之法，既成为兵矣，而后可以施方略、言运用。至于方略运用，岂必西法，亦岂必古法哉。汉《艺文志》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馀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陆军之别有五：曰步队、马队、炮队、工队、辎重队，工、辎两队皆兼有步队之所能，每一军皆兼有之，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工队主营垒桥道之事，辎重队主械药衣粮之事，西法以步队、炮队为最重，马队止为包抄及侦探之用。工、辎二队，古人所略，缘火器猛烈，或大队相持，或侦探扼守，必须掘地营、开濠堑，顷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须应时可渡，故立工队。今日用快枪、快炮，所需子弹过多，〔一装五子、十子连珠而发者为快枪，炮子如枪子式，子弹相连，一分钟可放数十出者为快炮〕以及备战各物至为繁重，故立辎重队，分为数起，层递转运，故进不误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训》言：将以五官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军者也;一曰候之官，侦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队之官也;一曰舆之官，即辎重队之官也。其一阙，其说舆之官曰：“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舆之官也。”往年辽东之战多因无此队之为累矣〕临战之善有三：一、未战先绘图，〔欲兴敌国有战事，先于一两年前详绘敌境地图〕一、马队充侦探，〔侦探必以马队分途四出，更番归报〕一、前敌有军医。〔随在阵后，药物皆具。西法有军乐队，以作战士之气，今姑从缓〕恤兵之善有四：一、饷厚，一、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为供备，一、阵亡者恤其家终身。教武备学生之法有三：曰学堂，曰操场，曰野操。学堂讲军械理法，地理测绘，战守机宜，古来战事。操场习体操，队伍，火器。野操习分合、攻守、侦探。〔或于山阜，或于溪谷，或于平地，作两军对敌状，惟将所指挥无定式，不仅在校场排演旧阵也〕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战图。兵棋者，取地图详绘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书马，步各队，将校环坐，各抒所见，商榷攻守进退之法。战图者，取西国古来大战事诸图，推究其胜败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场，迟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学堂，〔若绿营把总外委额外，勇营哨官，哨长皆为弁〕步队、辎重队弁十四月，马队弁十六月，炮队、工队弁十八月，均兼随营操演。〔其十四岁以前例入之小学堂，不在此数〕教将官者，学堂五年，随营操演二年。〔若绿营千总以上至副将，勇营管带以上至分统皆为官，以下为弁，界限甚严〕教大将者，学堂五年，随营二年，再入大学堂二年。〔若提镇及大统领〕凡为将官者，虽为官，仍不废学，以时受教于本管之将领，必至大将乃不受学，初入学堂者，年无过二十岁。总之，略于教兵，详于教将，此其要旨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此其通例也。水师之别有二：曰管轮，曰驾驶。管轮主轮机测量，驾驶主枪炮攻战、先教之于学堂，大率五年。复教之于练船，游历各国海口，习风涛，测海道，观战事，大率三年。其事较陆军为尤精。〔将领之外，又有关涉军事最要之官两项：一曰参谋官，主谋画调度，考地理，审敌情，国君之参谋，若宋之枢密、明之本兵，将帅之参谋，若今之营务处而较尊。一曰会计官，主一军械物、衣粮、车马，何物用汽车，一车装若干;何物用马，一马驮若干;何物用马车，一车装若干，皆预算于平时，若今之粮台。两项官皆出于学堂，参谋尤重。今日固有营务处、粮台，但无预为此学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营者为常备兵，教之三年，即遣之归，名为预备兵，不给饷，每年调集一操，酌予奖赏。又三年则罢为后备兵，有大战事，常备不足，则以预备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备之退为预备兵者约三之一，补新兵亦三之一，新旧层递蜕换，行之二十年，则举国之人无不习战者，用饷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气常新。其法创始于德，欧洲效之，东洋踵之。〔欧洲大战动辄用兵二、三十万，故兵须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国重武，其民以充兵为荣，为国家效力计，不为一身糊口计。〔华兵以入伍为生计，故疲老多而裁汰难〕且工商多，闲民少，其兵皆有技能，军籍既脱，仍有执业，故可行也。中国若仿为之，则惟有于三年学成之兵发给凭照，退为预备兵，遣归本籍，酌给半饷，以供本县缉捕之用。改业远出者不给饷，三年以后亦照西法退为后备，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曰知忠爱，曰厉廉耻。〔西洋将官教武备学生之言曰：“汝等须先知自己是中国人，将来学成，专为报效国家。若临战无勇，乃国家之耻，一身之耻。若无此心，虽练成与西兵一律之才能，亦无用也。”云云，西人武备书所言，意与此略同。东洋将领人给官书一卷，佩之于身。有来湖北者，取视其本，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如《出师表》《正气歌》之类〕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厉廉耻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国君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相赠以武将之衔，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在上无发愤求战之心以倡导之，兵虽可用，将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孙、吴、韩、岳、戚，近今之江、塔、罗、李、多，与西人战，能胜否乎?曰：能。亦学西法否乎?曰：必学。夫师出以律，圣之明训也;知己知彼，军之善经也;后起者胜，古今之通义也。兵事为儒学之至精，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孙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导，谋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争天下之交、养天下之权，皆西国兵争要义。《吴子》：“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与西法行军修路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与西法学堂重在教将领合。畜骑之对，与西法养马合〕知忠爱廉耻则必学。其不学者，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义之气，运以奇正之略，奚为而不可胜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语曰：“不习为吏，视己成事。”况不习兵而又不视成事，岂不殆哉?
矿学第十一
矿学者，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难。夫以浑浑土石，略见苗引，而欲测其矿质之优劣、矿层之厚薄、矿脉之横斜、施工之难易，是何异见垣一方人之神术矣。西国矿师之精者声价极重，不肯来华，其来者中下驷而已。方今兴利之法，诚无急于此者，然华商既无数百万之巨资，矿之易开者，一矿亦须数十万，又无数十年之矿学，但凭西师一言，岂能骤集巨股?且无论何矿，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层，资费耗尽，亦必中作而辍。若略备微资，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废然而返，是矿利终不可兴也。是惟有先讲实学，缓求速效之一法。今山东之矿已为他人所笼，山西之矿亦为西商所觊，若东三省之金，湖南、四川、云南以及川滇边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为丰饶，他省亦尚不多。有矿之省，宜由绅商公议，立一矿学会，筹集资斧，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察矿之质性。而后购机。水有开通运道之法，陆有接通大小铁路之法。而后采矿，能不用西师固善，即仍用西师，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如是则得尺得寸，不等于象罔求珠矣。窃谓今日万事根本惟在于煤，故煤矿较他矿尤急，而开煤尤非凿井深入不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质必较多，其矿气必较重，其煤质必不甚坚结。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积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气闭，或地火发，是四者皆足以坏井。即使浅尝可得佳煤，而所得无多，其井已废，数月必弃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动，虽凿遍九州之山，而断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矿。〔锅炉、气机止用烟煤、白煤，若炼铁、炼钢必须焦炭，非佳煤不能炼焦炭，非西炉、西法所炼亦不能精，此又煤矿之相因递及者〕尝考英国之富以煤矿兴，故西人谓煤矿之利国利民实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则孰能代之?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师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或曰：必待学成而后开矿，如时迫效远何?无已，则有一变通之策焉。就本省内择取一矿，募西人之曾办矿厂确有阅历者与议包办，一切用人购器听其主持，不掣其肘，约定出矿后优给馀利，限满而不得矿有罚，即于局内设矿学堂，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已学成。此藉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但须严定限制，止开此处。若全省包办，则其害甚大，不可行〕记曰：“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若人无湛深之思，专壹之志，而欲乞灵富媪，安坐指挥以侥大利，盖不可得之数矣。更有一策，与西人合本开采，本息按股匀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此策在前三年则必梗于时议，此时或可行矣。
铁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学堂也，气脉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至铁路所不到之处，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考求铁路利病新法，三年一举〕今中国干路北起卢沟，南达广州，已归总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国为之则利在国，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昔魏太武讥刘宋为无足之国，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谓北朝多马，南朝无马也。若今日时势，海无兵轮，陆无铁路，则亦无足之国而已。及今图之，为时已晚，若再因循顾虑，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会通第十三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冲淡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驱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闲，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劳矣乎?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讏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藉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欧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
在沈阳故宫的十王亭中可清楚的看出各个旗所处地位的高低，按照顺序分别是。左翼王、左翼王、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那这里出现了个现象，为什么镶黄旗在正黄旗之上呢?这是因为皇帝最初直属掌管正黄旗，为了表示谦让，故意退一步，让镶黄旗占据第一名。在清朝初年每个旗所掌管的军队的人数大体相等。但随着清朝内斗，实力不断变化。造成了正黄旗鼎盛时期有54个牛录，而俩蓝旗一共才有42个牛录。镶蓝旗由于受到惩罚只能维持在20个牛录。所以蓝旗在清朝的地位相对较低。目前在十王亭有清朝珍贵的文物展览，大家可以依次参观。
在清朝人关前，决定国家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汗王(皇帝)与八旗中的议政贝勒(王)和议政大臣共同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大政殿就是召开这种会议的专门成所。皇太极时期许多关于国家重要决策的讨论和涉及对皇室贵族的处分案件都是在这里最后确定的。满族早期的“大衙门”还具有集会的功能，即召集众人举行某项仪式或宣布某项需要周知的事情，大政殿也继承了这种用途，成为当时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后金建国以后，每年最隆重的国家大典是元旦( 正月初一)的朝贺和筵宴，清太宗时期都固定在大政殿前进行。每逢那一天，皇太极清晨在清宁宫祭神和到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后，就来到大政殿升坐宝座，文武群臣以及前来祝贺的外邦使臣都已在殿庭按次序排列整齐，时辰一到，即依次上殿行礼进表，向皇帝恭贺新春，随后便在此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新春大宴，宴间还要表演满、汉、蒙古、朝鲜等各民族的舞蹈和杂耍、摔跤等各种助兴节目，有时甚至会连演数日。除元旦之外，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节、皇帝登基、出征凯旋等大规模庆典仪式也都在大政殿前举行。此外，由于大政殿地处皇宫附近的城中心，也作为临时召集官员的集合地点。皇太极时期规定，如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通知，只要听到在盛京城八个城门同时击鼓，各级官员必须迅速赶到大政殿前集结听命，也体现出这座大殿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重要作用。
清入关后大政殿的使用清朝迁都北京后，大政殿是惟一继续常年使用的旧宫殿。其原因是清代盛京城的官员，还保留着“坐班”和“朝贺”两项在大政殿前举行的仪式。按照清入关前的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是“常朝之日”，相关文武官员必须到皇宫殿前排列整齐，经礼部官员点名查验后，“有事早奏、无事退朝”。顺治进北京以后，虽然皇帝已不住在盛京，但这种制度并末取消。每逢常朝之日，负责管理大政殿的官员要事先将殿内外打扫干净，陪都沈阳城内各衙门文武官员清晨就到大政殿前御路两侧，面向大政殿方向按次序排班坐好，至规定时辰，由盛京礼部监礼官按名册对照并记录后，仪式即结束，众人各自散去。因为京师常朝官员们要向皇帝磕头，而盛京只是向宫殿而坐，所以清代典制中称这项礼仪为“坐班”。另一项是在大政殿前举行的朝贺礼。按清朝制度，每逢“三大节”即农历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皇太后生日)，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要举行朝贺皇帝的礼仪。其中北京是在故宫太和殿前，外省是在本官署衙门内，而盛京城内官员则在大政殿前行礼叩拜，也成为陪都城的一项特殊礼制。清入关后大政殿最重要的使用功能是在皇帝东巡盛京祭祀祖陵期间。按照乾隆时期的定制，东巡期间有两项仪式要在这里举行。一是在崇政殿庆贺典礼之后，要在大政殿前颁布宣告东巡谒陵大礼告成的诏书。第二项则是隆重的筵宴大典，一般在皇帝祭祀三陵已毕人住故宫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相关官员事先已将典礼所用的编钟、编磬等宫廷乐器和宴桌等摆放在殿前，通常的情况是在殿内宝座之前摆设大宴桌一张，供皇帝专用，满、蒙王公贵族的宴桌摆在殿内两边，其他人的宴桌则放在殿旁台基上和殿庭之中，皇帝宴桌以外都称作“跟桌”，数量是整整一百张。吉时一到，皇帝由驻跸的西所行宫乘轿至大政殿升坐宝座，王公官员等在殿前跪迎行礼后各自人座。筵宴开始后，众王公大臣的代表要向皇帝敬酒，而皇帝赐给众人的酒果点心等则由御前侍卫逐桌送上。席间，王公大臣要在由乾隆皇帝亲自作词的“世德舞”乐章伴奏下，每两人一组依次到殿前起舞助兴，还要像入关前大政殿筵宴时那样，由侍卫表演摔跤、翻跟斗等助兴节目，场面十分热闹。这种大宴的参加者，除随驾东巡的王公大臣外，还有盛京地方官员和皇亲国戚、乡贤耆老的代表，每次都不下数百人，而且从乾隆至道光历次东巡都按制举行，成为皇帝在祖先宫殿前款待臣僚和家乡父老的欢庆盛典。在大政殿南端东西各有一座奏乐亭，逢大政殿有重大庆典时在此奏乐，清人关后皇帝东巡时仍然使用。但因主要的乐部多是设在殿前较近的地方，亭中乐队应是用于皇帝上殿时接驾和筵宴伴奏等场合。由于奏乐亭是大政殿区域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简单而又坚固，所以一直保存得比较完整，成为沈阳故宫东路南端的标志建筑。
(东所)离开东路我们来到东所参观。东所与一会要出参观的西所。同为乾隆皇帝东巡时所增建的。其中东所为皇帝东巡时，皇太后皇后和后妃子女所居住。西所为皇帝办公和居住之所。东所主要建筑有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东所建成后，有两位皇太后曾在此居住过。一位即乾隆之母钮祜禄氏，在乾隆十九年随皇帝东巡来此;另一位是道光朝的太后，也姓钮祜禄氏，是嘉庆帝皇后，但并非道光生母，按制度在道光即位后被尊封为皇太后，道光九年东巡时随皇帝同来居住于此。因为皇帝东巡时在盛京宫殿内只住几日便启程回京，所以东所建成后至清末，真正有皇太后住在这里的时间总共也没有超过半个月。
颐和殿用于皇帝东巡时皇太后接受皇帝及文武大臣朝拜。介祉宫用于皇太后休息之用。敬典阁用于尊放皇室《玉牒》谱书等。清朝时期每当玉牒纂修告成，礼部都按例备份恭送盛京入藏敬典阁。玉牒的迎送礼仪颇为浩大，每次从北京启送，都由王公大臣率官兵护送到盛京，到达盛京的时候，盛京将军穿着朝服出郊跪迎，安放玉牒的亭子在鼓乐声中被抬至崇政殿前，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由钦天监择定吉日，再正式送至敬典阁。
(西所)我们再来参观皇帝东巡时的临时居所。西所与东所建筑基本相同。首先来看门前的这座垂花门。这又是座障门。当皇帝召见大臣的时候，大臣就要在垂花门前等候通报，得到皇帝同意后方能入内。我们前面的这座宫殿叫做迪光殿。这座迪光殿是皇帝东巡时候临时的办公场所。迪光殿为三间，样式与颐和殿相同，皇帝驻跸期间在此处理朝政、批阅奏章。殿前两侧各有配殿是随驾的内阁、军机处及部院官员办公之处。说道皇帝出巡，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定是乾陵皇帝下江南。皇帝下江南是为了游玩。而东巡这是皇帝一生中最重大的活动之一。东巡的主要目的是祭祖。清朝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一共先后十一次东巡。其中康熙晚年因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往东巡，遂派遣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代其前往。这也成为后来雍正皇帝继位说的一个根据。清朝皇帝东巡需要按照驿站严格时间行进。先要前往抚顺永陵祭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先。然后返回沈阳清福陵祭奠清太祖努尔哈赤，再到清昭陵祭奠清太宗皇太极。最后才能回到沈阳城内，拜祭祖庙。而后才能进入沈阳故宫。
转过迪光殿，前面的就是保极宫。保极宫是皇帝的起居室。样式与东所介祉相同，但其左右有抄手廊与迪光殿后廊相接，使院内显得更为精致典雅。 “保极”之名，出自《尚书·洪范》“锡汝保极”，乾隆释意为“保极持楹安率土”。保极宫内高悬嘉庆御笔“高林万象”匾;正中配柱上悬乾隆御书：“帝命式与九围本支百世;天心佑夫一德承叙万年。”意为同心同德，江山永固。保极宫暖轩中央，设龙纹明黄坐具一副，清帝东巡时，就在此召见亲近王公。坐垫两侧各摆放一具小炕桌。上放书函，以示皇帝勤勉好学。炕桌上方，悬挂着雕漆海天仙境挂屏，制作极为精妙。保极宫的东稍间为皇帝寝宫，它与东间由六扇隔扇门相隔，隔扇上布满清代宫廷书画家戴洪、傅雯、卢湛、马图等人的书画作品，内容多为花鸟、山水。这些画作将隔扇的书卷气渲染得极为浓烈，较之那些庸俗的雕刻隔扇，自是透露出清静儒雅之风。在保极宫后与之相连的有一座样式独特的建筑继思斋。大家请看继思斋的棚顶，很特别吧，学名叫做“悬山卷棚司波浪式”或“勾连搭式”。继思斋平面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其内部的分隔也很特殊，是周“井”字形的间壁，平均分成九个小间，以不同的方式连通，而只有南面正中的一个出入口，门前有一座数米长的直廊，与保极宫北门相连。这种建筑样式，不仅在沈阳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宫苑建筑群中也十分少见。继思斋也被誉为沈阳故宫中最神秘的建筑。更令许多人感兴趣的是这里到底是什么人住的。因为无论在清代史书中或在宫廷档案中，都没有发现关于继思斋使用情况的明确记载。从其命名看，“斋”似乎应该是皇帝读书写字的地方，但从其室内格局和装修即可看出并非作为书房之用。经过仔细的分析，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继思斋应为皇帝东巡期间随驾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按照档案的记载，清帝东巡每次都有后妃随行，人数一般是三至五位，那么，她们在新建的盛京行宫中必定有固定的居住之处，而且应是在外人不能进入的区域，并距离皇帝寝宫很近。沈阳故宫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建于行宫高墙深院中的继思斋。清代沈阳故宫陈设档案记载，斋内九间房中，有的摆放佛像供案，有的悬挂书画卷轴，有的摆设妆奁用具，有的布置文房四宝，还有的备有“暖净”和“凉净”，即坐式马桶。据此分析，斋中有的房屋属于“公用”，如佛堂、明间靠南和居中的一间，其余四至五个房间，每室住后妃一人。传说中继思斋居住情形是这样的：皇帝居于“九宫格”正中一间，有门可通四方，后妃们则环居周围数间，而且彼此有板壁相隔，听不到其他室内的声响。但是其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还有待探查。
在继思斋身后的建筑叫做崇谟阁，是盛京皇宫内存放《实录》、《圣训》等国史秘籍之所。著名的《满文老档》、《满州实录图》当年亦存放于此。
(西路)各位游客随我穿过崇谟阁后面的边门来到故宫的西路。西路的主体建筑有戏台、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九间殿。我们由后至前逐一参观。九间殿是乾隆时期修建的御书房之一，它的功能主要用于收藏各种书籍，同时也收藏各种瓷器。在2003年对九间殿的维修过程中发现了48个上画金色蟠龙的深红大木柜，发现龙柜中共藏有8000余件文物。
在九间殿前的建筑是仰熙斋。仰熙斋为七间，两侧有抄手廊与文溯阁后廊相连。斋内东间设有宝座屏风，是皇帝休息读书的场所。
在仰熙斋前有一座建筑样式与周为建筑格格不入的建筑。故宫中其他建筑都是红墙，黄瓦。而这座建筑这是白墙，黑柱，绿瓦。这是为什么哪?这座建筑是做什么的哪?这座建筑叫做文溯阁。是故宫的藏书楼。中国人讲究阴阳五行学说。因为龙、金色、红色都是火焰的象征，而黑色、绿色、蓝色则是水和木的象征，用在藏书楼上自然更为合适。这也是具有很深迷信观念的古人经常采用的一种“防火措施”。文溯阁殿顶不用黄琉璃瓦而是黑琉璃瓦镶绿边，廊柱用绿色而不是红色，檐下的彩画也不用龙凤等图案，而是“如意书卷”、“白马献书”等以书籍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且采用蓝绿为主的色调。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因素，使文溯阁同其他宫殿建筑相比显得与众不同，更带有清新淡雅的意境。文溯阁是仿照是浙江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所建筑。大家从外面看此楼是几层?对是二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北京故宫有多少间房。大家一定会脱口而出九百九十九间半。我告诉大家沈阳也有半间房。半间房在哪里?就在这文溯阁。文溯阁的建筑是这样的外观为两层，但从室内看则为三层，这叫明二暗三。文溯阁内分为三层，其中第二层是在五大间的北侧和东、西两间加构的“凹”形“仙楼”，这样既扩大了一层中前部的高度空间，又增加了摆放书架的面积，并与两层的外观相适应，设计得十分巧妙。阁内每层六间，但西侧一间宽度只有其他各间的一半，并不用作藏书而是安设楼梯的地方。表面看来，这半间房似乎有些多余，其实这种故意凑成六间的格局是有“讲究”的。因为宁波的天一阁是按照《周易》中“天—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建造的，其目的就是借这种观念“以水克火”，避免藏书楼失火而使珍贵的书籍受到损失，这也正是文溯阁等七阁模仿天一阁的主要用意所在。一个大屋顶下的六间房屋，即是象征着“天一”和“地六”的。
文溯阁所藏的图书是鼎鼎大名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用十二年时间修成的中国古代收书最多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总纂管叫做于敏忠。编纂十年熬尽心血，劳累而死。于是乾隆启用和珅作为总纂管，和珅不负众望仅用二年就大功告成。此外《四库全书》的主笔是纪晓岚，总校对是刘墉。乾隆皇帝对这项在政绩工程十分重视，不仅由始至终亲自过问，而且想把这部书作为在他执政期间精心打造的文化瑰宝;传给子孙后代。因此决定，全书修成后抄录为四份，分别收藏于北京宫殿、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其藏书阁命名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合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来又增加杭州西湖行宫的文澜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扬州的文汇阁，合称“南三阁”或“江南三阁”。其中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有着深刻的寓意。 “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意思是;水的源头叫做“源”，水的归属湖海称之为“渊,”，水经的途径叫做“溯”，岸边的岸口叫做“津” 用水形容知识可见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钟爱。《四库全书》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哪?《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若想查看此书需要翻检目录，此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九十余卷。纪晓岚晚年又将《四库全书总目》进行编译，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可见 《四库全书》体系之庞大。
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_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 “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 (公元185—269年)，西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徵。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 “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 《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 《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教子》中说：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 《家范》中则说，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 《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 “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 《颜氏家训》中的 “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 “威严”与 “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 “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 “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