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起诉状案例3篇1
被告人良某某，男，xxx年**月**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101021xx********，大学文化，住本市**路**号**楼**室，原系上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xxx4年2月12日，经本院决定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取保候审。
被告人张某某，男，1xx年**月**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10109xxx*******，大专文化，户籍在本市**路**号**室，住本市浦东新区**路**弄**号，原系上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xxx4年2月13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我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4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同年5月20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同年7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
被告人徐某某，女，1xx年**月**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101011xx********，硕士研究生文化，户籍在本市**路**号**室**，住本市**弄**号，原系上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xxx4年2月11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我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4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同年5月20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同年7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
被告人道某某，男，1xx年**月**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10108xxx*******，大专文化，户籍在本市闸北区**园**弄**号**室，住本市普陀区**路**弄**号，原系上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总监。xxx4年2月13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我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5日，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4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同年5月20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同年7月22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
被告人良某某、张某某、徐某某、道某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由本院于xxx4年8月26日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本院于收案次日依法告知四名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xxx4年9月24日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同年9月28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良某某、张某某、徐某某、道某某在受上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委派，分别担任上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市”)总经理、董事、财务总监、人事总监、产权代表等职务期间，与**超市董事长王某某(另案处理)经共同商议，利用职务便利，自xxx0年至xxx6年间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先后十二次共同挪用公款人民币20867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归上海*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上海*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使用，并谋取个人利益。分述如下：
1、xxx1年7月、12月，为*甲公司解决注册资金及增资款，挪用**超市两笔资金，合计4500万元。
2、xxx1年8月，为*甲公司受让**超市2.94%股权，挪用**超市下属上海世纪**超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1600万元。
3、xxx1年9月，为*甲公司受让世纪**22.09%股权，挪用**超市2208万余元。
4、xxx2年7月，为*甲公司受让上海**快客便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便利”)30%股权，挪用**超市下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商”)600万元。
5、xxx2年10月，为*甲公司受让上海**超市配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配销”)20%股权，挪用世纪**150万元。
6、xxx2年12月，为*甲公司充实资本金，挪用**超市职工安置基金1547万余元。
7、xxx4年4月，为*甲公司受让**电商10%股权，挪用**电商500万元。
8、xxx4年1月至xxx5年7月，为*甲公司投资青浦18号地块房产项目，挪用世纪**、**电商合计2843万余元。
9、xxx5年6月，为*甲公司先行受让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后改为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9%股权，挪用**电商xxx0万元，并为另行注册成立的*乙公司挪用**电商3000万元。
10、xxx6年3月，为*乙公司受让**电商10%股权，挪用**电商600万元。
11、xxx2年1月至xxx6年12月，为*甲公司做实主营业务收入，挪用**超市合计318万余元。
12、xxx5年4月至xxx6年4月，为使*甲公司投资证券、持股分红，挪用**电商合计1000万元。
四名被告人通过股权分红等方式从*甲公司、*乙公司谋取个人利益，良某某实得1627万余元，张某某实得1454万余元，徐某某实得1303万余元，道某某实得1059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干部履历表》、《任职通知》等证据证实：良某某、张某某、徐某某系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2、相关《财务凭证》、《验资证明》、《资金管理规定》等书证，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黄某某、毛某某、孔某某等人的证言，涉案人王某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相关共同挪用**超市公款等的事实。
3、**集团、**超市的规章制度等书证，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凌某某、朱某某、倪某某等人的证言，涉案人王某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四名被告人的挪用行为违反规章制度且谋取到利益等事实。
4、四名被告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来源及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足以认定指控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良某某、张某某、徐某某、道某某在担任**超市相关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挪用公款2亿余元，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检 察 员： xxxx
代理检察员： xx
代理检察员： xxx
xxx4年10月17日
挪用公款罪起诉状案例3篇2
被告人某某甲，男，xxx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3231984********，汉族，中专文化，上海铁路局上海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以下简称上海大机段)运搬工，户籍在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路**号，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小区**室。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本院决定，于xxx5年6月12日被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执行刑事拘留;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决定，于xxx5年6月26日被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执行逮捕。
本案由本院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某某甲涉嫌挪用公款罪，于xxx5年8月24日移送审查起诉，当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本院分别于xxx5年9月24日、xxx5年12月日退回补充侦查，侦查部门分别于xxx5年10月23日、xxx6年1月7日补查重报。本院于xxx5年11月23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
xxx0年8月至xxx4年6月，被告人某某甲根据领导指派负责上海大机段徐州地区医保和社保的审核、报销及发放工作，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挪用所经手管理的报销款共计175380.89元，进行营利活动。具体事实如下：
1.xxx2年上半年，被告人某某甲的父亲某某乙拟承包经营徐州**商场人民广场店的食堂，约定支付押金50000元。xxx2年6月8日，被告人某某甲利用职务之便从其掌管的医保、社保款中挪出22497.11元，连同其个人资金，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上述押金。
2.xxx1年上半年，被告人某某甲以家人经营公交线路，车辆更新为由向韩某某(男，53岁，江苏徐州人)借款1xxx00元。xxx3年4月21日，被告人某某甲利用职务之便从其掌管的医保、社保款中挪出了1xxx00元归还韩某某。
3.xxx2年年底，被告人某某甲拟承包经营**商场人民广场店的食堂，约定每月支付承包费13000元。xxx3年4月28日和7月26日，被告人某某甲利用职务之便两次从其掌管的医保、社保款中共挪出32883.78元，连同其个人资金，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上述承包费。
被告人某某甲已于案发前将挪用的公款全部退还。
xxx5年6月12日，被告人某某甲被本院刑事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户籍信息、职工履历表、任免通知、工作职责情况说明、被告人某某甲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付款凭证、报销粘贴单、上海大机段医保、社保报销凭证、案件线索移送函、某某甲挪用公款案案发经过、案件侦破经过等;2.证人魏某某、刘某某、某某乙、权军、朱某某、范某某、韩某某、陈某某、乔某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某某甲的供述与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某某甲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三次挪用公款175380.89元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检 察 员： xxx
代理检察员： xxx
xxx6年1月26日
附：
1.被告人某某甲现羁押在徐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2.侦查卷宗7册，补查卷宗1册。
3.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
挪用公款罪起诉状案例3篇3
被告人张某某，男，1977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307141977********，汉族，大专文化，系伊春市乌伊岭林业局**林场**，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区**小区**号楼**单元**室。xxx6年1月18日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张某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xxx6年3月3日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本院于同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张某某在任乌伊岭林业局**林场**期间，于xxx1年7月30日擅自使用其代收、保管的本单位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汇利丰”xxx1年第169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8月16日理财返本;同年8月1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156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9月15日理财返本;同年10月2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3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193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11月4日理财返本;同年11月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3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xxx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12月9日理财返本，张某某购买理财产品共得利息人民币1,074.47元用于个人消费，xxx1年12月份张某某将其保管的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上缴乌伊岭区社保局。案发后张某某违法所得利息已收缴。
被告人张某某于xxx6年1月12日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案件来源、发破案经过、证明、干部履历表、公民户籍信息证明等;
2.证人许某某、李某某的证言;
3.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系国有林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挪用其代收、保管本单位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某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 致
伊春市乌伊岭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xxx
xxx6年3月23日
附：
全部案卷壹册。
挪用公款罪起诉状1
伊乌伊检诉刑诉〔xxx6〕7号
被告人张某某，男，xxx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30714xxx********，汉族，大专文化，系伊春市乌伊岭林业局**林场**，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区**小区**号楼**单元**室。xxx6年1月18日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张某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xxx6年3月3日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本院于同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张某某在任乌伊岭林业局**林场**期间，于xxx1年7月30日擅自使用其代收、保管的本单位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汇利丰”xxx1年第169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8月16日理财返本;同年8月1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156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9月15日理财返本;同年10月2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3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193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11月4日理财返本;同年11月7日张某某又擅自使用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人民币130,000元，在中国农业银行伊春乌伊岭支行购买“金钥匙安心得利”xxx1年第xxx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同年12月9日理财返本，张某某购买理财产品共得利息人民币1,074.47元用于个人消费，xxx1年12月份张某某将其保管的单位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上缴乌伊岭区社保局。案发后张某某违法所得利息已收缴。
被告人张某某于xxx6年1月12日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案件来源、发破案经过、证明、干部履历表、公民户籍信息证明等;
2.证人许某某、李某某的证言;
3.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系国有林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挪用其代收、保管本单位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某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 致
伊春市乌伊岭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xxx
xxx6年3月23日
附：
全部案卷壹册。
挪用公款罪起诉状2
被告人王显国，男，xxx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30xxxxx*******，汉族，初中文化，系福利镇福新村村民委员会**员，住集贤县**镇**街**巷**号。xxx4年1月10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经本院决定刑事拘留，xxx4年1月23日由双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决定逮捕，次日由集贤县公安局执行。
被告人王显国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xxx4年3月24日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本院于xxx4年3月24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于xxx4年4月23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于xxx4年5月4日补充侦查完毕重新移送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一、挪用公款犯罪
1.被告人王显国在xxx2年至xxx1年末担任集贤县福利镇福新村民委员会(xxx2年更名为集贤县福新农工贸有限公司)**期间，明知郭某甲个人注册公司需要验资款，于xxx1年7月21日以个人名义，私自将征地补偿款400,000.00元通过郭某乙借给郭某甲使用。郭某甲分别在xxx1年7月26日、8月3日和8月20日，将400,000.00元归还给王显国。
2.xxx1年5月份，王显国将管理的征地补偿款350,000.00元交给肖某某个人使用，xxx2年4月，王显国以经管站出具的关于377，814.00元征地补偿款的往来票据上没有其签字、盖章为由，不承认收到此笔征地补偿款，并在xxx2年和xxx3年向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隐瞒收到款项的事实，致使该笔被挪用的公款无法归还。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集贤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福利信用社取款凭证、福利镇农村经济办公室关于377,814.00元补偿征地款的`说明：
2.证人郭某甲、郭某乙、王某乙的证言：
3.被告人王显国的供述与辩解。
二、贪污犯罪：
xxx1年春节，王显国将保管的征地补偿款377,814.00元挪用35,000.00元后拒不承认该款去向，而将剩余277,814.00元中的9,800.00元以个人名义为肖某某购买一台长虹54英寸液晶电视机;余款18,000.00余元，被王显国用来个人支出消费支出。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集贤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福利信用社取款凭证、集贤县农村信用社福利信用社集贤县福利镇农村经管中心账户明细：
2.证人周某某、王某乙、范某某、张某某的证言：
3.被告人王显国的供述与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显国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将377,814.00元公款挪用其中350,000.00元后，被告人利用公款没有入账的情况，隐瞒27,814.00元公款的去向，将27,814.00元用于个人支出，在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而拒不退还。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被告人王显国犯数罪，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罚。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其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集贤县人民法院
检察员：xx
xxx4年6月4日
附：
1.被告人现羁押于集贤县看守所。
2.案卷材料和证据3册。
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1
上诉人：陈xx
上诉人因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不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1、政府主导政府统筹不等于是政府亲力亲为。无论如何论证，“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为农民”的基本观点无法推翻。具体意见在一审辩护词中已经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一点，一审期间辩护人应上诉人要求向法院递交证据调查申请被法院驳回。上诉人要调查的证人就是与判决书所列举的证人刘**、相**、张**证词完全相反的证人，而该证人是原乡镇政府镇长。镇长作为主导和统筹的作用，一审法院竟认为不如副镇长证言有力度。
2、一审法院认为“拆迁保证金”为“土地出让金”严重错误。
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国家通过土地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前提是土地为国有，或通过征收成为国有;结果是收益归国家所有。本案中，该款项无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能认定为土地出让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拆迁保证金所依据的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本案中的五百万“土地出让金”别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就是连乡镇政府管理的该村账户都不让存放，而是被乡镇政府退回。乡镇政府是否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一句话将“拆迁保证金”等同于“土地出让金”，甚至连试图解释的意思都没有。一审法院认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洋洋洒洒22页判决，整个说理部分不到两页，如何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司法真正做到以理服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
就如判决所模糊认定新农村建设属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却没有指出依据的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何项工作一样，对于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也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什么叫“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否该村所有党支部委员、其他村委委员，甚至计生专职主任都具有有“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上诉人“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什么时间经过什么程序任命的?上诉人保管该款项，是周明磊基于信任而请求其保管，根本和职务无关。比如公司财务人员去银行取款后因临时有事而将公司款项吩咐给司机交给单位，司机将款项挪用，是否应当认定司机是利用职务之便呢?如果说上诉人有该职务，就会有两种情形，一周明磊指令上诉人保管，二上诉人主动依职权保管。周明磊根本无需请求上诉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本来可以对公诉机关的错案予以纠正，但终因只习惯于配合而不习惯于制约，将案件审查流于形式。在最高人民法院接二连三发出坚持“司法公正”、“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坚持“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破除“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指示下，希望二审法院真正做到坚持住法律的底线。
此致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xx
xxxx年5月16日
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2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上诉人：xxx，男，xxxx年10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任佛山市公安局石湾区分局治安科副科长，住佛山市石湾区大富路二街1号203房。
二审辩护人：王思鲁、翁春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不服广东省南海市人民法院xxxx年3月19日(xxxx)南刑初字第1408号刑事判决，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挪用公款罪的罪名，最早出现于全国人大常委会xxxx年1月2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在此之前，xxx年《刑法》未规定挪用公款罪，1985年"两高"《关于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中规定，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几种行为，以贪污罪论处，1997年《刑法》第384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含义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用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xxxx年10月17日，最高院最新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界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内涵为：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由上可知，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方便，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管理制度，未经批准和许可，以个人名义，擅自将数额较大的公款挪作私用。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牟利性，行为人挪用公款目的在于谋取“利息”、“回扣”、“酬金”等“个人利益”;其二，以个人名义，行为人挪用、出借公款给使用人，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名义，而不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名义;其三，擅自性，行为人挪用公款，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和许可，擅自而为;上述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本质特征，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才构成挪用公款罪。行为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擅自”而为，若非为谋取“个人利益”，即是缺乏牟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新司法文件《关于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的处理意见》中“单位领导为了单位的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擅自决定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均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参见最高院刑一庭、刑二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xxxx年第8辑，法律出版社，第82页)的规定，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一审判决未见任何分析，即下结论：“经查，刑法并无规定，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须以‘牟利’及‘以行为人个人名义出借’为犯罪构成要件”，未免太武断。要知道，刑法不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司法解释等文件;刑法更不能以有无“白纸黑字”作为有无规定的依据，刑法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从适用的角度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只有“白纸黑字”才算刑法有规定的话，恐怕谁都可做法官了。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具体理由是：
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得过罗哲都给予的任何形式的好处，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构成要件中挪用人“谋取个人利益”的特征并不相符合。自198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高”先后于xxxx年、xxxx年、xxxx年、1998年、xxxx年就挪用公款罪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纵观其历史变迁，内容繁杂，不乏重叠、交叉、冲突之处，但从中可知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取向：(1)把依附于贪污罪的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分化出来，独立成罪;(2)区别挪用公款的几种不同情形，分而治之;(3)区分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克服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等量齐观、同罪同罚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现行刑法及随后近年来的司法解释逐步取消了1985年、xxxx年“两高”司法解释中“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规定。然而，“谋私利”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要要件被最高司法机关保留至今。譬如：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十年之后，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继承了上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可见，挪用公款罪自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被最高司法机关在它的客观要件上打上“谋私利”的深深烙印，行为人是否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是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设立挪用公款罪，旨在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铲除“公款私用”等以权谋私腐败现象，行为人若非为“谋私利”，何谈不廉洁?何谈以权谋私?如果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岂非与此罪的立法本意相悖吗?一审法庭调查时，公诉人宣读了上诉人的供述和罗哲都的证言，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上诉人经手借公款给罗哲都，没有得过罗的任何好处，换言之，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罗许诺过或给予过上诉人“利息”、“回扣”、“酬金”、“红包”等任何形式的好处，公诉人亦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查遍“两高”、法学教育、科研机构公布研讨的大量权威判例后发现：不是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的，一概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2、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不是“以个人名义”，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并不相符合。正如前述，挪用公款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尽管历经变迁，但行为人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谋私利”一样，被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成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一审调查中，控方出示了罗哲都写的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现金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这张借条首先肯定罗哲都借公款的事实，其次，这张借条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不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写。现实当中，哪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给他人，借条上不写明出借人个人名义的道理?再其次，这张借条尽管有意省去了出借方，但实质上用的是“治安科”名义，这与罗哲都归还其中借款2万元时，上诉人开具的收条上所写“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用的是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文件“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实质上是一种单位行为。对于单位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控方指控上诉人“至案发时，被告人上诉人仍未将所挪用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归还”，然而，上诉人反复交代，罗哲都借款后，已归还了其中的2万元，刘还给罗哲都开具了一张收条，上书“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罗哲都亦出具证言证明：他本人已全部还清所欠治安科借款，上诉人还开具了收条，收条内容如前所述。尽管这一收条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们知道，在民事法领域，当事人的承认是当然的证据，足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但当事人的否认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否认的成立与否，还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在民法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法理。由此可见，作为代表出借方的上诉人与作为借款人的罗哲都，双方均已不谋而合地认定罗哲都还款及上诉人开具收条的事实，也就是说借贷双方所述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①罗哲都已还款2万元②罗还款时上诉人开具了收条。上诉人与罗哲都铁窗相隔，但彼此说法一致，足以证明未归还欠款实为25000元。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佛山作为珠三角经济发达区，这一数额显然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据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法庭调查表明：罗哲都问治安科借钱时，彭永新甚至说不要写借条也可以，可见，小钱柜的管理带有随意性，罗哲都说上诉人开的收条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难道借贷双方口头认可还款事实可以不算数，非要如控方认为的找到收条才可认定?从民事证据的角度看，书证固然重要，但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也就是说并非在只有书证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案件事实，缺少书证就不能认定。譬如口头遗嘱，在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因此，在上述借贷双方均已口头认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定：罗哲都已归还2万元。控方认定“肆万伍仟元至今未还”显然与事实不符。
3、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奉治安科彭永新科长之命行事，不是其擅自决定的。
挪用公款罪中“挪用”一词的涵义，是指行为人未经批准而使用公共财物，或者违反国家的财政、财经管理制度，改变财物规定用途的行为，“擅自”二字就是其题中之义。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挪用”前冠以“擅自”二字，可见，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擅自决定”。本案中，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是刘“擅自决定”的，还是彭永新打电话要刘这样做的?对此，上诉人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彭永新打电话给他，令其动用公款45000元借给罗哲都用。法庭调查中，控方宣读了彭永新的陈述和罗哲都的证言，彭永新说他对上诉人经手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一事根本不知情，同时，又说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他本人一支笔审批，显然，彭永新是在推卸责任，其上述陈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同时，由于彭永新本人亦因涉嫌犯罪在押，其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基于此，彭的证言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罗哲都的证言尽管表述模糊，但他明确提到，其第一次向治安科借钱是经高小明批准的。一审法庭调查表明：上诉人经手借出公款给罗哲都，没有也不可能是上诉人“擅自决定”的：
其一，上诉人尽管管钱管帐，但只是具体经办人而已，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一把手彭永新一手操纵，上诉人好比“拿钥匙的丫环”，当家不作主。45000元不是一餐饭钱，可说是一笔巨款，上诉人不可能不经过彭永新批准，“擅自”动用巨款。当然，要上诉人“擅自”动用公款请朋友吃一顿饭或许能说得过去。
其二，上诉人与罗哲都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上诉人甚至连罗哲都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知道他的绰号“罗肥佬”，从刘、罗二人的私交来看，上诉人不可能“擅自决定”借巨款给罗哲都，相反，彭永新与罗哲都过从甚密，只是因为罗哲都多次到治安科办公室找彭永新，上诉人通过彭永新的介绍才认识了罗哲都。借款给罗哲都，要说是彭永新的意思，还说得过去，或者说上诉人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不惜承担风险“擅自”借款帮哥们兄弟一把，还说得过去，但罗哲都和上诉人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上诉人凭什么擅自借巨款给他?
其三，上诉人经手出借巨款给罗哲都，有没有从中谋取私利?法庭调查表明，借款前后，罗没有许诺或给过上诉人一分钱的好处，如果说上诉人受利益驱动，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背着领导借钱给罗哲都尚有可信度。上诉人或者换了其他人，有无可能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背上"挪用公款"的罪名，“擅自”将巨款借给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既无感情联系、又无利益关系的人?不要说执法懂法的上诉人，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做这等傻事。
由上可知，上诉人供述其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看彭永新眼色行事，不是其擅自而为一说足以采信。控方指控上诉人“擅自将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五仟元现金借给罗哲都”，难以自圆其说。
4、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标准之一在于被挪用款项的用途，挪用公款是否归个人使用。公款公用，还是公款私用?如果是前者，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乃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前提，其中又有三种情况，若其用途是进行非法活动则无论数额多少，均构成犯罪;若其用途是进行营利活动，则要求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才构成犯罪;若其借款时间超过三个月，且数额同时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及认定历来争议颇多，最高法院就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几经变迁。前面已谈到的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实质上是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私有公司、私有企业”指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者不在此列，换言之，将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使用的，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本案中，如控方《起诉书》中所言，罗哲都借款，用途在于“作为罗承包经营的新丰竹木工艺制品厂资金周转之用”，而“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认定刘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意义重大，如果该厂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该厂具有法人资格的前提下，该厂是否由罗哲都承包，对该厂具有法人资格及上述45000元借款用于该厂生产经营没有影响，罗的承包行为属于内部行为，即仅为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对外，罗的行为只能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该厂自身才是对外的合格主体。因此，就该款的终极用途而言，纯属罗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借款，其用途也是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借款及用款均为该厂，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便决定了挪用公款的非个人使用性基础。从罗哲都证言可知，“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属集体所有制形式法人。
综上，“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三大特征，被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固定下来，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一审控方首轮辩论所认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实际上，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控方亦已肯定了这三大特征是挪用公款罪的题中之义，只不过控方十分牵强地认为上诉人符合这三大特征而已。令人奇怪的是，一审判决甚至不承认三大特征为挪用公款罪题中之意。
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任何一个特征，根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从前面我们阐述的任何一点理由中，都会得出上诉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结论。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精髓，是保障人权，防止冤及无辜、任意出入人罪的有力杠杆，其中，“罪刑法定”中的“法”指的是法律体系而非仅指刑法典、“两高”上述司法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刑法典所作解释，可以说是刑法法条的具体化，无疑是“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和作为“法”的“两高”司法解释之中，怎么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控方之所以出此言，缘于其把“两高”的解释排除在“法”之外，也就是说认为司法解释不是“法”，这显然曲解了“法”的内涵，缩小了“法”的外延。从一审控辩双方的多轮辩论中，已可清楚看出，控方无任何理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法的属性，但其又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本案，这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司法解释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其目的是指导审判，它不是创设法律规范，无论行为发生于何时，只要是法院正在进行的一审或二审诉讼活动期间，该司法解释已存在，且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明令废止，人民法院就必须适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控方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明确以悖于刑法典为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效力，恰好说明控方已认同了司法解释的客观存在以及我们对它的读解。可见，如果以挪用公款治罪上诉人，无疑与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上诉人的行为若欠妥，这也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追究其责任，而不能以挪用公款罪名义处罚。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拘押了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这在一审判决中无任何反映。基于本案事实还未查清，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开庭审理本案。
此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xxxx年3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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