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两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是有区别的。“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妇女解放的呐喊带进了中国,中国女性逐渐觉醒,开始独立寻找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5]舒婷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从一个全新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从女性生命的角度确定女性自身的本质,表达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
二、舒婷诗歌传达的女性的生命与情感
在男权本位的人类社会下,女性自古就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着女性,使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逐渐认同这一地位,多失去了自我。回归女性的自然特点,回归女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趋向与共识。舒婷以敏感、深悟的诗笔率先抒写女性本真的世界。如果可把诗比作人的话,那么舒婷的诗就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积极乐观,温柔善良,饱含着丰富而浓厚的女性情感,表现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热情呼唤,对女性尊严、价值、命运的不懈追求,是一个女人心灵的真切的呼唤,充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色彩。
爱是女人的宗教。《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经典之作,犹如一首爱情宣言,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而一味与男性认同,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致橡树》把男性比喻为一棵橡树,把女性比喻为一株木棉树。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彼此应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在诗歌情感形象中,诗人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诗中女性自我这样表述对爱情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炽烈的爱情中又有清醒的思考,“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将全诗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致橡树》成为了一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诗”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理光辉。
人的主题是舒婷创作的最重要主题。舒婷诗歌中所开创的女性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现代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写出了女性情感和社会命运的“女人味”。《神女峰》传达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诗人以艺术的武器打碎了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提倡女性“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鼓励女性走出生命的“围墙”。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以对待“人”的.方式去关注惠安女子的现实困境和苦难历史,向传统和庸俗的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人”这一命题的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三、舒婷诗歌建构的新颖、鲜明的女性意象
女性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宣告着女性立场,重建女性的意象系统。古往今来文学中有诸多柔弱的意象成为女人的象征,比如柳、梅、花、鸟等。舒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新颖、独立的女性意象,打破了男性意识中的花草隐喻,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舒婷塑造的一个个崭新的女性意象,丰富了诗歌的意象体系,也为后来的女性诗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树”意象《致橡树》中,诗人选择了“木棉”、“橡树”这两个中心意象。“木棉”代表女性,“橡树”代表男性。全诗采用“木棉”、“橡树”这两个人格化的抒情意象使诗歌的女性理性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舒婷不愿做“攀缘的冰霄花”、“痴情的鸟儿”这些柔弱依附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要做“一株木棉”,成为“树的形象”,成为独立的个体,以来表示女性的独立平等。因而木棉与橡树有“紧握在地下”的根和“相触在云里”的叶,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木棉便是女性独立人格、自觉人性的凝聚体。
(二)“灯”意象舒婷笔下“灯”的意象,不再是仅作为文人心中的信念理想等一般象征,还被赋予了女性觉醒意识的新内容。在《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灯亮着”,它使“我”“没有沉沦”,使“我”的心没有“衰老”;它有“恋情”、“傲气”、“性格”。“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还乡》)女性爱做“梦”,“灯”提示了“梦”,这个“梦”是对女性理想的追求。“灯”成了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象征,更是诗人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的融合,并暗示着觉醒了的女性的光明未来。“是一场暴风、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暴风、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双桅船》),“灯”成为男女之间的桥梁,启示着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向往,引导女性在爱情中对独立的追求。“灯”,这一意象的丰富内涵正是舒婷一贯呼吁和追求的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三)“水”意象“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象,它是纯洁的代表,又是生命之源。因此,水既象征着洁净,又象征着生命,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复合,也就有了“女人是水”。在《水仙》中,舒婷慨叹“女人是清水做成的”,“洛神是水,湘妃是水”。在此,我们又看到了舒婷诗歌中蕴涵的“女性美”――如水的柔情,如水的洁净,如水的神圣。在《无题》诗中表现出作为生命和爱欲象征的“水”意象。在“你”(即他)的滥情无情面前,“我”的感情却如野马脱缰,易放难收:“内心被干渴侵袭,那一个荒夜/你才允许月色成河/啊,在你的防波堤外/我已为你淋漓/为你泱泱/为你汪洋一片/最纯净最透明的水声/就是最透明最纯净的秘密/洁白的你”写出了一个女人心理的闪烁、萌动。不过诗人设喻巧妙,含蓄地用“水”淡化美化“性”意象。舒婷在此用“水”意象写“性”,写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性”,这使女性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冲出内外的禁锢,回到一个真正的女人。
结语
舒婷的诗歌,把传统文化精髓的血脉和现代文化的滋养结合起来。其诗歌对生命个体的珍视,对女性生存的特别关注的人文情怀,自觉不自觉地从其诗歌中反映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舒婷诗歌从男女平等展开,在不否定男性及男性价值观的前提下,尽显出柔顺、温婉的东方女性意识,走向了自信、自立、自强、自然的女性新时期。舒婷的诗歌承前启后,奠定了女性诗歌在诗坛的基础和地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为女性诗歌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例证和借鉴。
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读《木兰诗》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木兰诗》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朵奇葩，千百年来由于其欢快的民歌形式及其所传达的传统的忠孝思想广为流传，诗词中花木兰的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英勇善战的女性形象也深入人心。文章将花木兰的女性形象纳入女性主义视阈进行分析，认为《木兰诗》中包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正是花木兰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促成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壮举，从而对花木兰的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
关键词：女性主义; 《木兰诗》; 女性意识; 独立意识; 自我意识; 平等意识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LI Yan & ZHANG Li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Mulan,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is always known to people for its folksong rhymes and the noble quality of Mulan. People are impressed by Mulan who is loyal to the country, obedient to her parents and brave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and has fou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e poem. It is Mulan’s independent, equal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urges her to jo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Key words： Feministic perspective; The Song of Mulan; Feministic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equal consciousness
花木兰，这一众所周知的女性形象最早见于北朝民歌，后收录于由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木兰诗》又叫《木兰辞》，讲述了少女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
孝敬父母的巾帼女英雄的形象[1]。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木兰诗》被看作是对儒家“忠”“孝”思想的完美阐释，也正是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儒家伦理道德中希望能够“忠孝两全”的思想。但是，如果仅从“忠”“孝”的思想来理解《木兰诗》的主旨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结合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发现其中蕴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本文试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知识，从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四个方面揭示《木兰诗》中的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女扮男装——对男权社会的屈从
《木兰诗》的开篇便提到了木兰女扮男装，木兰娇俏女儿身，何苦要女扮男装?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而女性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她们不是社会的主体，她们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男权社会的点缀[2]。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述的 “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3]。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只能是最底层的，她们的周围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至上的文化，而地位卑微的女性无法突破男性文化的藩篱。这种文化氛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男治乎外，女治乎内”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了男性;女性也不能参加一些男性的社交活动，例如科考、出仕、行军。尽管历史上出过女皇帝、女状元、女诗人，但这些仅是男权社会的男性至上的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在战争不需要女人的`思想下，面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男权制度，木兰若想以其女儿面目替父从军是只能是异想天开，要想以女儿的面孔去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也只会是天方夜谭。
在木兰决定替父从军的理由里，定然有木兰的“忠”“孝”，但若认为这是最终能促成其替父从军的理由则未免有些偏颇。“忠” “孝”符合当时处于社会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但是女子出征却是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常理的，因而，“忠”“孝”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火索，而最终使得她能够成功的实现替父从军的，在于她的女扮男装，在于她成功的在行军的十二年中将自己化装成男性。虽然木兰最终实现了替父从军的愿望，但是，她是作为一名“男性”实现了她的“忠孝”，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木兰更情愿以她的女儿身份去实践她替父从军的理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连串的动词“开”“坐”“脱”“著”“当”“对”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了木兰返乡后换上女装的欣喜[4]。“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不仅写出木兰的机智和心思的细密，更体现出木兰当初换上男装替父从军的无奈和行军途中掩饰女儿身的艰辛。正是这种无奈，正是这种女扮男装的从军方式，某种程度上委婉的体现出了木兰对于男权社会的屈从和迎合，当时的木兰还不敢以女性的面孔去正面挑战男权社会男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射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的地位的卑微和处境的无奈与尴尬。
二、替父从军——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萌发
尽管木兰替父从军的方式是女扮男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屈从，但木兰毕竟还是以一个女性去完成当时的社会给男性的任务，可以看成是木兰的一种女性的解放。“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从词句之中会发现是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她没有兄长，而父亲年事已高，但这不是她决定从军的唯一原因。面对这卷卷都有父亲姓名的十二卷军帖，面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面对国家的连年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不知所措，更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看轻自己，她相信只要自己有男性一样的机会，自己能展现如男性一样的能力，所以她敢于披上戎装。这是木兰这替父从军的决定，体现出了她身上的个性独立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西蒙娜·德·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就是说，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强加给她的。无独有偶，女性主义研究者吉尔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贬低为按男性期望和设计而产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文化要求女性要遵守三纲五常，遵守三从四德，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和天使般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女性则是魔鬼，是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而，屈从男权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所要面对的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为她们设定的形象：处理家庭的琐事，顺从男性的权威。男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考虑到，作为女性，她们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扮演男性的角色。虽然行军打仗是男性的任务，但是木兰不输男性的自信、勇敢与责任，使她毅然奔赴沙场。如果不是木兰身上的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也许终其一生都像诗的开头那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平庸的走完男权社会为她设定好的女性的轨迹。木兰勇敢的跳出当时的社会给她设定好的女性形象，挣脱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她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女勇士的形象，更是当时女性世界中的女斗士形象。
三.驰骋沙场——平等意识的高潮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二年，战功赫赫。“万里赴戎关，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六句，描绘出了“十年”的战争生涯，虽然这一部分用墨不多，但是，其中隐含的风餐露宿的艰辛，铁马兵戈的厮杀，可歌可泣的悲壮不言而喻。木兰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作为一名女性，木兰生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这残酷的环境将木兰这名女性磨练地比男性更加出色，赫赫军功便是最好的证明。十载驰骋沙场，其中所体现的平等意识达到了高潮。当初决定替父从军，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看轻自己，走向战场，虽然心中也颇有无奈，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战场上有所退缩，她的赫赫军功使人们可以想见她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她用行动证明了只要拥有了同样的机会，女性的能力与男性也会不相上下，从而否定了封建社会性别决定社会地位、性别决定能力，性别决定尊卑的思想。
虽然直到20世纪，伍尔夫才提出“双性合体”的思想，但是，驰骋沙场的木兰的形象正是“双性合体”的理想的人格形象。战场上的木兰，很好的掩饰住了作为女儿家的多愁善感、羞怯、温柔，一身戎装的她，具有与男儿一样的气魄和胆量。她的外形已经练就的如同男人般粗糙，但作为女性，心理上仍是纤弱的、敏感的女性化的气息。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5]。在木兰的身上，同样有两个力量的支配，正是这种“双性同体”的形象使得木兰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生动饱满，也在无声中对封建社会绝对的男女二元对立提出了抗议。
四.载誉归来——平民意识、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
征战十载，终于得胜回朝。回朝之后，可汗意欲赏赐诸多有功之士，但是“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此时，木兰是一个不为高官厚禄所吸引、淡泊名利的高洁形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木兰特殊的女性身份导致她不能在朝为官，怕有朝一日为他人所发觉，试想，行军十二年，时时与男子相伴都未能被人发觉自己的女人身，如今战争得胜，凭借木兰本身的机智聪敏，如果在朝为官，她的女儿身身份定然还是会很好的保密。因此，这里木兰的身上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不慕富贵，和当时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体现出了木兰的平民意识，也更加强调木兰当初从军的出发点——“忠”于君“孝”于父。
除此之外，这部分更是木兰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木兰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性，她深切的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她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因此，这时候的木兰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封建社会女性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条条框框早已束缚了她们的想象力，更束缚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解放。她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但是她们就是不能成为她们自己。她们只会在男权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范围中活动，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此时的木兰，面对男权社会最高的男权象征——可汗，她不卑不亢，对于封赏她为尚书郎的决定，她断然拒绝。木兰敢于说出自己的声音，勇于追求她想要的，从而使得她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木兰诗》的最后一句也颇值得注意：“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木兰对于伙伴们惊奇于“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非常幽默诙谐的回答。木兰以雄兔与雌兔作比，分别指代男性和女性，“脚扑朔”和“眼迷离”可以分别看作男性与女性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体现了木兰的自豪感，而这自豪感并不是因为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木兰在与男人一样的能力下成功的掩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通过这结尾的一句，再一次强调，只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表现机会，她们的表现定能与男性不分高下。这在当时男性中心的社会上，是再一次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肯定，而女性对自身的自信、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豪感，也恰恰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因此，这最后一句绝不仅仅只是收尾之词，更是对木兰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一个升华。
五.结语
自《木兰诗》之后，花木兰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便屡见于文人墨客的笔下、戏剧舞台上和荧屏内外，虽然木兰的形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这促进了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播。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对于更好的把握木兰的形象和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结合也必将能够充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权立峰.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文化艺术，2010,(1)：77-80.
[2] 鞠桂芹.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花木兰形象演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4(4)：81-84.
[3]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95.
[4] 李书生，段志东. 一首女性主义的颂歌——重读木兰诗[J].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4)：27.
[5] 邱运华.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9.
作者简介：
李燕，(1988- )，女，江苏扬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张璘，(1967- )，男，江苏涟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
导语：文章主要整理了冰心文学作品中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关注妇女的命运，探讨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两个方面。
女性意识也就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①女性意识包含人的意识和性别意识，即女性对人的角色、观念与价值问题的理解。女性在解剖世界同时也在解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②所以所谓的女性意识，是指建立在女性性别之上的、有别于男性的情感和意识，它涵盖着女性对历史、自身命运的反思以及价值自审、内在体验等内容。冰心是一位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尤其看重和钟爱女性的性别特征，认为妇女应该将“为人”与“为女”统一起来。探析冰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体现了她的独特的女性意识。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关注女性的命运
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莉丝蒂娃甚至认为，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不应该界定“女人”，认为“一个是女人”和“一个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克莉丝蒂娃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 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能成为某种东西的物，要界定女人实际上把女人当物看待，就是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但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独立的生存意识，没有把握自己命运争取自己权利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自主性。冰心正是关注到了女性的这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正如冰心的那句名言 “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所以在冰心的作品中作者用很多笔墨描写了受侮辱受损害的妇女的生存境遇，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现实的书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写女中学生英云被父亲包办嫁给了司令的儿子，原本天真活泼的少女一下子变为寡言少语的少妇，勉强读到中学毕业便陷入旧时大家庭，成了封建礼教与封建家庭的牺牲品。《是谁断送了你》里的少女怡萱，好不容易才在叔叔的支持之下争得了上学的机会，谁知一个浪荡子自作多情的信，落到了怡萱那守旧的父亲的手时，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她非但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也因此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最后的安息》中翠儿是一名童养媳，翠儿受到婆婆的苛责，虐待，不能吃饱饭，在寒冷的冬天挑水，在冰冷的河水中洗衣，这般的任劳任怨，还是逃不脱被损害的命运。作者在从生存角度关注妇女命运的同时，竭力从一个女性的内心体验出发，写了翠儿在面对这些苦难的同时对于温情和爱的向往。在“我”提出要为翠儿洗衣时说出的满含着慈怜温蔼的言语，忽然使翠儿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动。从翠儿的内心体验出发，体验到了人间友好光明的一面。但翠儿却无力争取这份光明，年轻的生命过早的陨落。冰心在从生命存在角度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时候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指出妇女必须争取受教育与婚姻自由的权力，而把没有受教育看作是女性悲惨命运的唯一因素，这一点难免有些偏颇。
冰心在从生命存在角度关心女性命运时，也塑造了一些有着清醒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着自立自强的意识也有着改造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参与改造社会，体现自己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庄鸿的姊姊》便是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女子的形象。“我姊姊也自负不凡，私下里对我说，我们两个将来必要做点事业，替社会谋幸福，替祖国争光荣。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我想我将来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作者借庄鸿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位女子的愿望，希望脱离家庭的束缚，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她的《女兵自传》更是以激昂的姿态“打破恋爱梦”，“把脸上的胭脂粉洗得干干净净”，“走向充满了血腥味气味，横陈着无数骼骸的社会战场”。《从军日记》“不知经过多少侮辱和痛苦，经过多少挣扎和奋斗，才投入革命的洪炉，和男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们都在传达对自己是女人的清醒，以投身于社会解放来谋求女性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
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
著名的女性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对蒙泰朗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做了精辟的剖析。波伏娃认为，在蒙泰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这是一种因果的.颠倒;劳伦斯的作品男性是引导者，女性只能充当被引导者，这是变相的男性的骄傲;在克劳代笔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虽然对女性竭力赞美，但仍将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妇女，但最终女性仍需依附于男性。而现代文学创作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多也表现在以上几种。在冰心笔下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不是依附拯救，引导，而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一种男性和女性和谐的关系，这种男性女性关系的构造体现了冰心的女性意识即肯定了男女的平等对话，交流合作，互相关心帮助，彼此心灵相通，这种女性意识的体现在与冰心在作品中构建的独特的女性和男性的关系。
1、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爱惜袒护弟弟，在弟弟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和给出合理的意见。《离家的一年》中在得知弟弟将要远行时，小姊姊和弟弟“成日里两个人厮守着，又将自己最爱的一只自来水笔，也送给他。”还成日里低着头忙着要给弟弟织一双绒线袜，还给弟弟准备了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信封。而弟弟也对小姊姊恋恋不舍，在离别的途中回忆着过去的憾事。《烦闷》中的“我”，在无聊烦闷时向姐姐倾诉，探讨前途和奋斗的意义，诉说自己不能磨灭的傲岸的品格。在这里女性作为一个倾听者来理解男性的苦闷和诉说的对象。在弟弟的眼中，姐姐是真善美天使的化身，是安琪儿，只有姐姐可以安慰他受伤的心灵。《庄鸿的姊姊》中，姐姐对弟弟的关心体贴是不处不在的。“她每次给我写信，都是一片恳挚慰勉的话。每逢我有什么失意或是精神颓丧的时候，一想起姐姐的话，便觉得如同清晓的霜钟一般，使我惊醒;又如同炉火一般，增加我的热气。”姐姐对弟弟是鼓励的关心的劝勉的。冰心笔下的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也是自身生活的写照，在日常生活中，她也无常不是这样一位姐姐。冰心是长女，下有三个弟弟，这位姐姐时刻关爱着弟弟的成长，在她的著名散文《寄小读者》中的姐姐未尝不是冰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