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专司进谏的官员。⑤虽然正式的谏官出现了，但是他们在进谏时候的表现，并不比别的官员更好。虽然皇帝们多次下诏鼓励人臣进言，西汉的大臣中也颇有几个敢于直谏的人，如贾山、晁错、汲黯，但就整体来说，是不太愿意直谏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治;个人生活上，讲究保养长生，不被刑戮。惠帝时，丞相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曹参传》)景帝时丞相卫绾“醇谨无他”，“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万石君石奋一家更是“恭谨无与比”。石庆于武帝元鼎五年拜丞相后，“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巳。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虽然也有不少人以“直谏”自我标榜，但是真正敢于冒死为国，匡正君过的人，少之又少。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下狱处以腐刑，残缺身体，遭遇不幸，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司马迁《报任安书》)。
所以，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亡秦暴政给人留下的可怕回忆，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至尊的皇帝对进言者的迫害，也始终没有从汉代的现实政治中消失。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封地，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反，景帝乃将晁错腰斩于市。晁错死后，七国并未收兵，与中央军激战后，才被消灭。这件事情成为那些想要为朝廷进献忠言的大臣的一个前车之鉴，使得“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武帝的刻薄寡恩是史上有名的。《汉书?公孙贺传》“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而大农颜异竟被张汤奏以“腹诽”之罪而诛死丨“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宣帝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元帝纪》)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小心戒惧，人人自危，为了保全禄位和性命，也只能“谄谀取容”了。如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像他们这样的谄谀之臣，却极被武帝重用，则当时臣道可知矣。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里，借非有先生之口来论当时直言之难：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镑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开始在朝中有了势力。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并不比汉初的重黄老的大臣们更勇敢。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笑。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对于最后两句，如淳注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颜师古注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班固认为，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持禄保位的儒臣，是远远不能和敢于直谏的古人相比的。诚为一针见血之论。
这种风气在学术上也有反映。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将周代的以民为本改成了“屈民以伸君”，认为臣民应该绝对顺从君主，而只有不可知的天，才能通过谴告的方式制约君主。《春秋繁露?竹林》又说“忠臣不显谏。”这句话，在汉代影响非常大，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这种柔靡的士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由于士大夫对衰颓政治的挽救运动而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三、“讽谏”的提倡与《诗经》学美剌讽喻说的形成
所以，汉代人不强调直谏，而鼓吹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微言婉语来进谏。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考察，“讽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出现在《滑稽列传》中，分别用在淳于髡和优孟身上：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丨其说可得闻乎?”髡曰“……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还有一次出现在《太史公自序》，用于屈原和《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另外，讽谏也可以写为“风谏”。这个词在《史记》中也出现了三次，都与司马相如作赋有关。在《史记》及其后的文献中，有的时候，讽谏还可以简称为“讽”或“风”。汉代对进谏之道有了比先秦时代更为深刻的研究，出现了五谏之说，把“谏”分为五种，但是这五种的具体分类，各家则有些出入：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班固《白虎通?谏浄》：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庄公二十四年》：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说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孔子家语?辨政篇》：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应劭《风俗通?过誉篇》：《礼》谏有五，风为上。《后汉书?李云传论》：《礼》谏有五，风为上。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见《大戴礼》。，”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虽然各家对五谏的分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在所有劝谏方法当中，讽谏是最被推崇的。在各家论述中，班固是论得最具体的。其《白虎通?谏浄》一篇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来阐述五谏的问题。他用声训来释“谏”字，并将五谏分别比附于仁、义、礼、智、信：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其行也。
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
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巳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
在班固所论列的五谏中，前三项讽谏、顺谏、窥谏是属于有艺术性的、比较柔和的进谏方法，而后两项指谏、陷谏则属于直谏一类。其他书中与此大同小异的各种名目，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类中。在《说苑》和《白虎通》中，都提到孔子也要“从讽谏”，这应该是假托。在孔子的时代，还并没有讽谏这个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刘向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力量而假托孔子之言，班固则是从刘向那里继承了这个说法。
五谏的理论和讽谏的推崇，为汉代恭谨的臣道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依据。这个理论属于汉代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来源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与汉代《诗经》学的方法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是官学，属于今文学派;而毛《诗》是私学，属于古文学派。四家各有家法，对诗的解说各不相同，且有今、古文之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用美刺说来解诗。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3)，近人朱东润也在《诗心论发凡》一文中指出:“四家以美刺论《诗》，大抵皆同。”[4](_由于齐、鲁、韩三家诗说在后来都先后亡佚，经过清代人的辑佚，也只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残章断简，所以我们在接触美刺说这个问题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保存完整的毛《诗》学派的文献来进行研究了。
毛《诗》的每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序》，《毛传》都是依《序》来解诗。所以，《毛诗序》就成了我们理解毛《诗》阐释体系的关键。而《关雎》前的那一段长序则是其总纲，我们一般称之为《毛诗大序》。它解释“风”时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所谓“风化”，也就是用诗歌对民众进行教化，它主要是与所谓“美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风刺”，也就是“讽刺”，指的是用诗歌对君主进行讽谏、讽谕，它主要是与所谓“刺诗”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序》中，用“谲谏，’来解释“风刺”，而《郑笺》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非常接近。孔颖达疏“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意，故谓之谲谏。”用今天的话来说，谲谏就是一种比较机智的进谏方法，用语委婉曲折，既能起到规劝的作用，又不至于引起君主的愤怒，使进谏者陷于险境。谲谏不仅仅是指用诗来作规谏，但用诗规谏却是谲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谲谏与讽谏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这段话中，把“风”训为“讽”的意思，“讽”的政教色彩大大地扩张、强化，而它原有的诵读之意则逐渐缩小、弱化了。讽本来是一种用诗的方法讽诵)，但汉儒把它当作了诗人写诗的方法讽谏)，并使它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启发了汉儒从政治角度来解《诗》、并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就是先秦时代的献诗说。但汉儒把由这个角度解诗的范围扩大到整部《诗经》，就以偏概全了。这种思路一旦具备了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就构成了《诗经》的讽谕说，它必然要扭曲一些原本没有政教目的的诗篇的原意。即便是那些本来就有政教目的的诗篇，其意义也有很多在汉儒手中发生了转变。按汉人的解释，它们都是用“咏歌依违”、“譬喻不斥言”的方法来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前面己经分析过，《诗经》里有许多作品是耳提面命的直谏诗的。
上述《大序》中的这一段名言，表面上是解释“风”的，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诗经》六义所作的集中概括。孔颖达疏“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汉儒论诗，主要是从政教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六义，所谓美刺讽谕，都是由此生发开去。
《毛传》“《毛诗序》和《郑笺》用美刺讽谕说来对每首诗进行解说，郑玄《诗谱序》更在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美刺”和“讽谕”是密不可分的，美刺是手段，教化讽谕是目的，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说体系。但是汉儒过分追求体系的统一，将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鲜活的诗歌创作统统附会于历史，附会于政治，就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曲解，从而掩盖了许多诗篇的本来意义。例如《郑风?子衿》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写得十分优美缠绵，而《毛序》却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与子产论毁乡校的记载，说此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但就从诗歌的文本来看，我们怎么也找不出跟废学校有什么关系。《陈风?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抒情诗，却也被《毛序》附会到了政治上去:“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以美刺论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毛序》直接标明“美”、“刺”二字的篇目。朱东润指出，在《毛序》中，“凡言‘劳’之诗，皆诗之近于美者也。至若诗之近于刺者，其数尤多，不可殚计。……凡此言‘恶，、言‘怨，、言‘疾，、言‘责，之诗，皆刺诗;言‘戒’之诗，则诗之近于刺者也。……要之果据《毛序》而论，总诗之美刺与夫类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
综上所述，现实政治中“讽谏”越来越被推崇，对于汉儒用讽谏来解释《诗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弄清楚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探讨《诗经》与现实政治，尤其是劝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只是努力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至于更进一步的探讨，就有待大方之家了。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
释：先民，古代贤人。询，询问，请教。刍荛chúráo，割草打柴的人。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宋苏轼《讲田友直字序》)
释：夫，一般人。诺诺，连声答应，表示顺从不违。士，有识见的.人。谔è谔，直言争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汉王充《论衡书解篇》)
释：宇，屋檐。失，失误。草野，指民间。经，儒家经典。诸子，诸子百家。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黄石公)
一分钟一秒种自满，在这一分一秒间就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排泄精神的一切渣滓。只有吸收他人的意见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徐特立)
审时适变篇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氾论训》)
释：苟，如果。法，取法。周，合。循，遵循。
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释：治，治理，掌握。不若，不如。时，时机，时势。
1、口有蜜腹有剑。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本句大意是：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这两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2、忍小忿而存大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小忿：小的忿怒。大信：大的信用。本句大意是：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3、英雄无用武之地。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本句大意是：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4、前事不远。吾属之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二年》。前事：前面的事情，指隋炀帝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吾属：我们。师：此指反面教员，引为鉴戒的意思。进两句大意是：前面这件事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经常想想它以警策自己。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我看了《隋炀帝集》，觉得隋炀帝知识渊博，深奥通达，他本想做尧舜一样的君主，而认为桀纣是暴虐无道的，为什么他的结局竟与他的希望相反昵？魏征听了说：隋炀帝自恃才智过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虽口诵尧舜之言却在重蹈桀纣的覆辙，他自己不知道又听不进意见，以至于倾覆亡国。太宗听了，深有感慨地说：“——。”隋炀帝口是身非，言行不一，终于国破身亡，足可警戒后世。唐太宗以隋炀帝作自己的反面教员，警策自己，终于成为一代英主。
5、宽厚清慎，犯而不挍。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清慎：清正持重。犯而不挍：语见《论语·泰伯》，意思是有人冒犯也不报复。挍，报复。这两句大意是：（娄师德为人）宽恕仁厚，清正持重。（即使别人）冒犯了他也从不报复。娄师德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同平章事），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风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很有点瞧不起他，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燕：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非常感动。——是作者评价娄师德的话。
6、信者，人君之大宝也。面从后言，古人所戒。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面从后言，古人所戒。意思是：表面服从而背后反对，这是古人最忌讳的'。
7、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这两句大意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东王符《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概括成“——”，词句简洁精警，发人深省。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8、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这两句大意是：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9、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钱币。这两句大意是：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啊！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沈佳期《钓竿篇》），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因此，——的古训，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0、人主自威，则众谋不进。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11、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二年》。骄奢：骄傲奢侈。这两句大意是：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12、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13、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这几句大意是：用兵的原则是：抚恤部下士卒重在真挚诚恳，克敌制胜的计谋贵在越诡诈越好。诚挚和诡诈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看来，在征战中人必须兼而有之，从而组成了矛盾统一的二重性格。作为统兵大将尤应如此，因为只有对士卒真挚诚恳，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无往而不胜。对敌人则应不厌诈伪，使敌人不知我之虚实，产生错觉，作出错误判断，从而获得良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可见“诚”、“诈”二道，为将者必须兼而有之。这几句讲用兵要决，说明对敌人、对部下应采用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第略。
14、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任贤必治，任不屑必乱，必然之道也。
15、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材也，取其所长，用其所短。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臻（zhēn真）：到达。誉：称赞，名誉。这几句大意是：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这几句是很符合辩证法的格言。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可引用作为警戒。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16、举才不出氏族，用法不硬权贵，是以方不济务，奸无所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元帝太兴元年》。世族；世家太族。用法：执法。不及：不触到。是以：目而。济务：解决事态。这几句大意是：举荐人才不出世家大族，执行法律不触及权贵，因而方略不能解决事态，奸邪没有得到惩处。晋朝世族大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门阀制度森严，国家法律不敢触及贵族，奸邪之辈也不能得到惩办。这几句表现出了晋朝世族政权的腐朽，可以用于批判世族权贵把持政权，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
17、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18、盖聪明疏通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
19、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惹得愚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