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先秦文明
二、 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秦汉文明
三、 古代中华文明曲折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
五、 明清之际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繁盛与危机并存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掌握政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明初废丞相设内阁，强化专制皇权；清设军机处，标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清政府的“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文化上承古萌新出现新观念，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批判旧思想与专制制度，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文学艺术繁荣，出现四大小说名著。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探究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明清时期，社会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一方面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并以孕育了新的经济因素，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力图压制新的经济因素与思想观念，最终使古代中华文明没有在明清时期实现转型，走入近代社会。随着同时期欧洲成功地迈向工业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严重的危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标志、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海禁
【教学安排】
两课时
【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学案
【教学过程】
八、明清（前期）
总的特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1368－1840年）
（一）强化君主专制
1．明朝：①1380年明太祖废中书省和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丞相制度的废除使君主专制达到新的高度；②明成祖时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内阁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对皇权不起制约作用。
2．清朝：①皇太极仿明制设内阁，负责奏章票拟；②康熙帝设南书房，参与机务，以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集权于皇帝；③雍正帝设军机处，由亲信充任军机大臣，军国大事由皇帝决策，军机处行文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这种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绝对君主制度，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的随意性的特点，极大地妨碍社会的进步，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康熙帝的政绩
1．强化皇权：①清除鳌拜，总揽朝政大权②设南书房，集权于皇帝。
2．巩固统一国家和维护国家主权：①平三藩之乱；②进军台湾，设台湾府；③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④册封喇嘛教活佛，分掌蒙藏地区事务；⑤在黑龙江流域实行筑城、屯田、派兵永驻的战略方针；⑥组织雅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
3．重视经济，尊崇儒学，开创“康乾盛世”
结论：康熙帝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抵制西方的殖民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其次他调整了生产关系，重视文治，缓和了民族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康熙帝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强化了君主专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与世界的交流，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
1．明清的经济政策：①“重农抑商”政策。抑商的做法有：实行专卖制度，官府垄断盐、茶等的经营，加征商税；制定歧视商人的规定；设立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影响：强化了封建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②“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做法是：禁止沿海人民与海上敌对势力、倭寇、外国人交往；对外贸易在限定地点由官方主导进行。影响：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原始资本的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2．农业的新发展：①多熟制的发展和多熟品种的培育；②引进和推广国外高产作物玉米和甘薯；③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形成专业生产的区域；④编撰《农政全书》，总结生产技术和经验。
3．手工业的成就：①瓷都景德镇在青花瓷基础上，烧制出彩瓷和珐琅瓷；②苏州和杭州是最著名的丝织中心，民营丝织业日益兴盛，使用花楼机织造精细丝织品。清中期开发出“金宝地”新品种；③造船业发达，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4．徽商和晋商的形成；由经营盐业起家，经营范围扩大到茶叶、木材、粮食等行业，还经营典当、票号等金融活动。晋商活动范围远至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
5．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缓慢发展：①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的丝织业中机户出资购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机户和机工形成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机工是雇佣工人，两者已无人身依附关系；②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表现在：机房（手工工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密，雇工数量更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和地区增多；③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总趋势，但在明清时期，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始终处在萌芽状态，整体上未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特别是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影响。
（四）明清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1．明朝中期，王X明发展了南宋时期陆九渊的学说，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程朱理学发展为“心学”，宣扬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心即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观；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儒家“仁”的思想。
2．明朝后期，李贽的'“离经叛道”。表现在：他自称异端，认为是非标准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强调人的正当私欲。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3．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工商皆民生之本”。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世致用”，到实践中求得真知。王夫之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不断变化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评价：他们的思想主张是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大时代发展趋势在思想上的反映，他们的进步思想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明清时期的科技和文学艺术
1．科技成果：①明朝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对我国传统农学进行总结；②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总结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物和成就，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2．文学艺术成就：①小说呈现空前繁荣局面,《三国演义》、《水浒转》、《西游记》、《红楼梦》问世；②传奇的演唱形成昆曲一统的局面，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明传奇最出色的作品；③在徽剧与汉剧融合，兼收昆曲、秦腔的基础上形成京剧，涌现“同光十三绝”的著名艺人；④明代徐渭的《牡丹蕉石图》，清代郑板桥的《墨兰图》是写意画中的精品。
【教学反思】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謲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注释
翻译
孔子刚做官时，担任中都邑的邑宰。他制定了使老百姓生有保障、死得安葬的制度，提倡按照年纪的长幼吃不同的食物，根据能力的大小承担不同的任务，男女走路各走一边，在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没人拾取据为己有，器物不求浮华雕饰。死人装殓，棺木厚四寸、椁木厚五寸，依傍丘陵修墓，不建高大的坟，不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这样的制度施行一年之后，西方各诸侯国都纷纷效法。
鲁定公对孔子说：“学习您的施政方法来治理鲁国，您看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就是天下也足以治理好，岂只是治理好鲁国呢！”这样实施了两年，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司空。孔子根据土地的性质，把它们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
早先，季平子把鲁昭公葬在鲁国先王陵寝的墓道南面（使昭公不能和先君葬在一起，以泄私愤），孔子做司空后，派人挖沟把昭王的陵墓与先王的陵墓圈连到一起。孔子对季平子的儿子季桓子说：“令尊以此羞辱国君却彰显了自己的罪行，这是破坏礼制的行为。现在把陵墓合到一起，可以掩盖令尊不守臣道的罪名。”
之后，孔子又由司空升为鲁国的大司寇，他虽然设立了法律，却派不上用场，因为没有犯法的奸民。
鲁定公和齐侯在齐国的夹谷举行盟会，孔子代理司仪，孔子对鲁定公说：“我听说，举行和平盟会一定要有武力作为后盾，而进行军事活动也一定要有和平外交的准备。古代的诸侯离开自己的疆域，必须配备应有的文武官员随从，请您带上正副司马。”定公听从了孔子的建议。
到举行盟会的地方，筑起盟会的高台，土台设立三个台阶。双方以简略的.会遇之礼相见，相互行礼谦让着登上高台。互赠礼品互相敬酒后，齐国一方派莱人军队擂鼓呼叫，威逼鲁定公。孔子快步登上台阶，保护鲁定公退避，说：“鲁国士兵，你们去攻击莱人。我们两国国君在这里举行友好会盟，远方夷狄的俘虏竟敢拿着武器行暴，这绝不是齐君和天下诸侯友好邦交之道。远方异国不得谋我华夏，夷狄不得扰乱中国，俘虏不可扰乱会盟，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否则，这不但是对神明的不敬，从道德上讲是不义，从为人上讲是失礼。齐侯必然不会这么做吧？”齐侯听了孔子的话，内心感到愧疚，挥手让莱人军队撤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齐国方面演奏宫廷乐舞，歌舞艺人和矮人小丑在国君面前表演歌舞杂技、调笑嬉戏。孔子快步登上台阶，站在第二阶上说：“卑贱的人敢戏弄诸侯国君，罪当斩。请右司马迅速对他们用刑。”于是斩杀了侏儒小丑，砍断手足。齐侯心中恐慌，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正当齐、鲁两国就要歃血为盟时，齐国在盟书上加了一段话说：“将来齐国发兵远征时，鲁国假如不派三百辆兵车从征，就要按照本盟约规定加以制裁。”孔子让鲁大夫兹无还针锋相对地回应道：“你齐国不归还我汶河以北的属地，而要让鲁国派兵跟从的话，齐国也要按本盟约的条文接受处罚。”
齐侯准备设宴款待鲁定公。孔子对齐大夫梁丘据说：“齐、鲁两国的传统礼节，阁下难道没听说过吗？会盟既然已经完成，贵国国君却要设宴款待我国国君，这岂不是徒然烦扰贵国群臣？何况牛形和象形的酒器，按规矩不能拿出宫门，而雅乐也不能在荒野演奏。假如宴席上配备了这些酒器，就是背弃礼仪；假如宴席间一切都很简陋，就如同舍弃五谷而用秕稗。简陋的宴席有伤贵国国君的脸面，背弃礼法贵国就会恶名昭彰，希望您慎重考虑。宴客是为了发扬君主的威德，假如宴会不能发扬威德，倒不如干脆作罢更好。”于是齐国就取消了这次宴会。
齐国国君回到都城，责备群臣说：“鲁国的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偏偏用偏僻蛮荒的少数部族的行为方式误导我，招来这些羞辱。”于是，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四座城邑和汶河以北的土地。
孔子对鲁定公说：“卿大夫的家中不能私藏兵器铠甲，封地内不能建筑一百雉规模的都城，这是古代的礼制。当前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大夫的城邑都逾越了礼制，请您削减他们的势力。”于是派季氏家臣仲由拆除三家大夫的城池——季孙氏的都城费、叔孙氏的都城郈、孟孙氏的都城成。叔孙氏的庶子叔孙辄得不到叔孙氏的器重，联合费城的长官公山弗扰率领费人进攻鲁国都城曲阜。孔子保护着鲁定公，和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大夫躲入季氏的住宅，登上武子台。费人进攻武子台，攻到台的一侧，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两位大夫统领士卒前去抵挡，费人败退。这样，终于削减了三座都邑的城池。这一行动使鲁国国君的权力得到加强，大夫的势力被削减，国君得到尊崇，臣子地位下降，政治教化措施得到执行。
评析
这一篇讲了孔子为官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孔子为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孔子这时的为官事迹，虽说散见《左传》《礼记·檀弓上》《史记·孔子世家》，但都没有本书详细。为官中都宰时，孔子制定礼仪，培育厚朴风俗，使社会养老爱幼，男女有别，死葬有制，受到定公重视，孔子升为司空。在管理土地上，先是辨别土地性质，看哪种土地适合种植哪种植物，这说明我们先人早已有了耕种经验。孔子做司空的第二件事，就是坚守礼制，说服权臣，使鲁昭公墓葬与先祖之墓合二为一。孔子为大司寇，制定了法律，但因风俗美善，竟没有奸诈犯法之民。第三件事是夹谷之会，孔子在会中占尽风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是警世名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倡好”，这是华夷之辨。至于斩侏儒，似和儒家思想不符。孔子还建议鲁定公隳毁了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不合礼法的都邑，使鲁国的君权得到加强。
在秦汉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专司进谏的官员。⑤虽然正式的谏官出现了，但是他们在进谏时候的表现，并不比别的官员更好。虽然皇帝们多次下诏鼓励人臣进言，西汉的大臣中也颇有几个敢于直谏的人，如贾山、晁错、汲黯，但就整体来说，是不太愿意直谏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治;个人生活上，讲究保养长生，不被刑戮。惠帝时，丞相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曹参传》)景帝时丞相卫绾“醇谨无他”，“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万石君石奋一家更是“恭谨无与比”。石庆于武帝元鼎五年拜丞相后，“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巳。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虽然也有不少人以“直谏”自我标榜，但是真正敢于冒死为国，匡正君过的人，少之又少。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下狱处以腐刑，残缺身体，遭遇不幸，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司马迁《报任安书》)。
所以，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亡秦暴政给人留下的可怕回忆，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至尊的皇帝对进言者的迫害，也始终没有从汉代的现实政治中消失。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封地，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反，景帝乃将晁错腰斩于市。晁错死后，七国并未收兵，与中央军激战后，才被消灭。这件事情成为那些想要为朝廷进献忠言的大臣的一个前车之鉴，使得“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武帝的刻薄寡恩是史上有名的。《汉书?公孙贺传》“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而大农颜异竟被张汤奏以“腹诽”之罪而诛死丨“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宣帝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元帝纪》)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小心戒惧，人人自危，为了保全禄位和性命，也只能“谄谀取容”了。如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像他们这样的谄谀之臣，却极被武帝重用，则当时臣道可知矣。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里，借非有先生之口来论当时直言之难：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镑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开始在朝中有了势力。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并不比汉初的重黄老的大臣们更勇敢。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笑。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对于最后两句，如淳注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颜师古注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班固认为，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持禄保位的儒臣，是远远不能和敢于直谏的古人相比的。诚为一针见血之论。
这种风气在学术上也有反映。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将周代的以民为本改成了“屈民以伸君”，认为臣民应该绝对顺从君主，而只有不可知的天，才能通过谴告的方式制约君主。《春秋繁露?竹林》又说“忠臣不显谏。”这句话，在汉代影响非常大，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这种柔靡的士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由于士大夫对衰颓政治的挽救运动而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三、“讽谏”的提倡与《诗经》学美剌讽喻说的形成
所以，汉代人不强调直谏，而鼓吹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微言婉语来进谏。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考察，“讽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出现在《滑稽列传》中，分别用在淳于髡和优孟身上：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丨其说可得闻乎?”髡曰“……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还有一次出现在《太史公自序》，用于屈原和《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另外，讽谏也可以写为“风谏”。这个词在《史记》中也出现了三次，都与司马相如作赋有关。在《史记》及其后的文献中，有的时候，讽谏还可以简称为“讽”或“风”。汉代对进谏之道有了比先秦时代更为深刻的研究，出现了五谏之说，把“谏”分为五种，但是这五种的具体分类，各家则有些出入：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班固《白虎通?谏浄》：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庄公二十四年》：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说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孔子家语?辨政篇》：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应劭《风俗通?过誉篇》：《礼》谏有五，风为上。《后汉书?李云传论》：《礼》谏有五，风为上。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见《大戴礼》。，”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虽然各家对五谏的分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在所有劝谏方法当中，讽谏是最被推崇的。在各家论述中，班固是论得最具体的。其《白虎通?谏浄》一篇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来阐述五谏的问题。他用声训来释“谏”字，并将五谏分别比附于仁、义、礼、智、信：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其行也。
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
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巳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
在班固所论列的五谏中，前三项讽谏、顺谏、窥谏是属于有艺术性的、比较柔和的进谏方法，而后两项指谏、陷谏则属于直谏一类。其他书中与此大同小异的各种名目，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类中。在《说苑》和《白虎通》中，都提到孔子也要“从讽谏”，这应该是假托。在孔子的时代，还并没有讽谏这个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刘向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力量而假托孔子之言，班固则是从刘向那里继承了这个说法。
五谏的理论和讽谏的推崇，为汉代恭谨的臣道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依据。这个理论属于汉代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来源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与汉代《诗经》学的方法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是官学，属于今文学派;而毛《诗》是私学，属于古文学派。四家各有家法，对诗的解说各不相同，且有今、古文之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用美刺说来解诗。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3)，近人朱东润也在《诗心论发凡》一文中指出:“四家以美刺论《诗》，大抵皆同。”[4](_由于齐、鲁、韩三家诗说在后来都先后亡佚，经过清代人的辑佚，也只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残章断简，所以我们在接触美刺说这个问题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保存完整的毛《诗》学派的文献来进行研究了。
毛《诗》的每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序》，《毛传》都是依《序》来解诗。所以，《毛诗序》就成了我们理解毛《诗》阐释体系的关键。而《关雎》前的那一段长序则是其总纲，我们一般称之为《毛诗大序》。它解释“风”时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所谓“风化”，也就是用诗歌对民众进行教化，它主要是与所谓“美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风刺”，也就是“讽刺”，指的是用诗歌对君主进行讽谏、讽谕，它主要是与所谓“刺诗”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序》中，用“谲谏，’来解释“风刺”，而《郑笺》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非常接近。孔颖达疏“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意，故谓之谲谏。”用今天的话来说，谲谏就是一种比较机智的进谏方法，用语委婉曲折，既能起到规劝的作用，又不至于引起君主的愤怒，使进谏者陷于险境。谲谏不仅仅是指用诗来作规谏，但用诗规谏却是谲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谲谏与讽谏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这段话中，把“风”训为“讽”的意思，“讽”的政教色彩大大地扩张、强化，而它原有的诵读之意则逐渐缩小、弱化了。讽本来是一种用诗的方法讽诵)，但汉儒把它当作了诗人写诗的方法讽谏)，并使它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启发了汉儒从政治角度来解《诗》、并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就是先秦时代的献诗说。但汉儒把由这个角度解诗的范围扩大到整部《诗经》，就以偏概全了。这种思路一旦具备了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就构成了《诗经》的讽谕说，它必然要扭曲一些原本没有政教目的的诗篇的原意。即便是那些本来就有政教目的的诗篇，其意义也有很多在汉儒手中发生了转变。按汉人的解释，它们都是用“咏歌依违”、“譬喻不斥言”的方法来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前面己经分析过，《诗经》里有许多作品是耳提面命的直谏诗的。
上述《大序》中的这一段名言，表面上是解释“风”的，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诗经》六义所作的集中概括。孔颖达疏“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汉儒论诗，主要是从政教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六义，所谓美刺讽谕，都是由此生发开去。
《毛传》“《毛诗序》和《郑笺》用美刺讽谕说来对每首诗进行解说，郑玄《诗谱序》更在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美刺”和“讽谕”是密不可分的，美刺是手段，教化讽谕是目的，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说体系。但是汉儒过分追求体系的统一，将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鲜活的诗歌创作统统附会于历史，附会于政治，就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曲解，从而掩盖了许多诗篇的本来意义。例如《郑风?子衿》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写得十分优美缠绵，而《毛序》却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与子产论毁乡校的记载，说此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但就从诗歌的文本来看，我们怎么也找不出跟废学校有什么关系。《陈风?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抒情诗，却也被《毛序》附会到了政治上去:“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以美刺论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毛序》直接标明“美”、“刺”二字的篇目。朱东润指出，在《毛序》中，“凡言‘劳’之诗，皆诗之近于美者也。至若诗之近于刺者，其数尤多，不可殚计。……凡此言‘恶，、言‘怨，、言‘疾，、言‘责，之诗，皆刺诗;言‘戒’之诗，则诗之近于刺者也。……要之果据《毛序》而论，总诗之美刺与夫类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
综上所述，现实政治中“讽谏”越来越被推崇，对于汉儒用讽谏来解释《诗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弄清楚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探讨《诗经》与现实政治，尤其是劝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只是努力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至于更进一步的探讨，就有待大方之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