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莫言的家乡在哪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家乡的父老都是非常的高兴，大家都很自豪地说：“俺们高密人!”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莫言的家乡来沾沾那份喜悦的祝福。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奔走相告，祝贺这位从“东北乡”走出来的作家获奖。距莫言家的老宅六七里路的周辉鸿老人称，当地能出个世界级名人“那是太高兴了，毕竟是俺们高密人”。
“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祝贺和关注。”莫言的二哥管
昨晚8点半，莫言在山东高密凤都国际酒店贵宾接待厅举行了记者发布会。莫言称他相对年轻，拿奖很惊讶。
获奖感言
故乡和我的文学密切相关
“我没看法。”几天前盛传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淡淡地说出这么几个字。传言成真，莫言第一反应是惊讶，表示“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会继续努力”。
当晚，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举行记者会，发表获奖感言。这块曾长着火焰热血般红高粱的土地，是莫言生长的地方，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根基。
“非常感谢大家跑到我们高密来。这本来是一个有红高粱的季节，可惜现在不种红高粱了，我估计你们都没有看到过。”莫言对记者表示，知道获奖后很高兴，“接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吃饭，有点惊讶”。
莫言对获奖很低调：“因为我觉得自己资历非常浅。现在有很多优秀作家，我排得相对靠后。”
在作品中
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对于此次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莫言说，他与村上没有直接交往，但互相也通过信息，“我想他也创造了他独特的文体，他也描述他所熟悉的这种生活。他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中国作协
对中国文学发展意义重大
“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中国当代作家的喜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时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只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的肯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肯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
何建明高度评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这些年，人们认为文学似乎边缘化。但是，包括莫言、贾平凹、张
中国作协贺词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山东高密人说，高粱一红，莫言就该回老家了。
莫言说，想念高密美食炉包了，我就提前结束了欧洲之行。
第五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被特意安排在10月11日开幕。两年前的这天，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很忙。“手机关了三天”的他，11日在家乡高密市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家乡，谈文化，谈这些年的见闻和思考。
哪儿也没家乡好
接受本报专访前，许久不抽烟的莫言，向一位老朋友要了一根烟，借以舒缓精神。这些天，他为红高粱文化节忙前忙后。
莫言常回老家，高粱红了回来，玉米黄了、小麦黄了也回来。硕果累累时回来，播种时也回来。“以前是回来次数少、住得长，一住两三个月，可以专心写作。现在回来的次数多、住的时间短，一个是北京的事多，再一个找我的人多，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
“走遍天下也没有故乡好”，莫言作品，写的也多是“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他说，故乡代表了一种乡土记忆，是千百年来的文学命题，唐诗里、宋词里，都有离愁别恨、乡愁相思。莫言笔下，常有最熟悉的生活、童年记忆、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同学、父母、乡亲，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游过泳的河流、散步过的河堤。故乡高粱地里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案、公婆庙惨案，被他写进了《红高粱》。
“高密东北乡”是个文学概念，它不与真实的家乡画等号。莫言说，作家所有的活动，都与创作有关，都是一种积累，天南海北，很多人的故事，都可以变成素材，放到所谓“故乡”的笼子里。今年6月，在一次“小说与故乡”的演讲中，莫言说，“故乡是作家摆脱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拓展故乡，是对故乡的一种超越。”
莫言是高密的“盐”
红高粱文化节期间，高密撤县设市20周年座谈会举行，北京来了不少“高密籍名人”，有将军、高干、知名企业家，受到明星般关注的，还属莫言。常会见到几位当地官员陪着他，多位挂工作牌的小伙子前方开路，从老乡人群中挤出一条缝，赶往下一场活动。
谈及家乡，莫言说，高密和全国一样，这20年的发展，只能用“天翻地覆，令人叹为观止”来形容。“莫言老家”，已是高密的品牌。两年前，他获诺奖后，一夜间，“高密”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县级市。而今，高密到处有莫言的影子。
10月10日晚，茂腔现代戏《红高粱》首演，由莫言名作《红高粱家族》改编，莫言看了演出，对家乡的茂腔剧团赞赏有加。11日，高密文体公园广场上，《莫言的童年》连环画新书发售，不少老乡买了一本，想找莫言签名。这天，莫言还为高密惠民村镇银行发行的“红高粱”银行卡和惠影科技传媒有限公司文化惠民卡签名。签完，他不忘幽上一默：“银行给农民存款利息高一点、贷款利息低一点，才是真正惠民。”
文化节同期，莫言作品研讨会、“解读莫言”等活动在高密举行。两周后的27日，电视剧版《红高粱》将在山东卫视首播。
一位网友说，莫言是高密的“盐”，他和他的作品，让高密有味道。
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获诺奖后，莫言是中国最亮的一张文化名片。这两年，他回老家，到国内其他城市，也到世界各地，参加了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
媒体梳理，两年来，莫言去了14个城市。对此，他笑说，光今年，他去过的国外城市，也不止14个，我去了美洲、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
在国外，莫言常被问到，怎样看中国，看中国的变化。五年前，他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变》，译成多种文字。为什么会变?他说，因为改革，因为中国老百姓心中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穷则思变，富了也要变，而要是在文化上精神上达到一个高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半个月前，莫言在保加利亚，参加了索非亚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的活动。在他看来，文化走出去，成果显著。他说，中国文化中有非常宝贵的东西，民族艺术里有许多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莫言说，除了挂灯笼、舞狮子、耍龙灯这些视觉上很强烈的文化符号外，文化交流需要深层次的东西，需要全方位的立体的手段。中国的三字经、百家姓，相对枯燥，外国人接受起来困难，需要比较恰当的艺术形式和载体，才会事半功倍。艺术形式中，美术音乐舞剧，不需要翻译，其他借助于文字的东西，需要翻译，是一个大工程。
相比文化符号、艺术形式，“真正能影响别人的，是(蕴含其中的')思想。”莫言说，中国人知道黑格尔、康德等西方思想家哲学家，我们的孔子、老子、庄子，包括中国佛教这种伟大的精神创造，慢慢地也为西方所了解接受，成为世界的思想财富。
各国文化和人民是平等的
10月9日，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1984年，莫言就读过他的小说。“他是非常有深度的作家，也是很寂寞低调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反映小人物的生活，不太长，一般是中篇，三四万字，很生动。”
因为翻译，莫言也拥有众多的世界读者。他常遇到读过他小说、看过中国电影的外国记者，往往聊得愉快。
“也有一些肤浅的采访，盯着一些中国的负面的东西，问来问去就是老问题，我说那是我20年前回答过的问题。斯诺登事件后，再说中国的审查，那不问问美国?老盯着中国的人权问题，我想美国人到伊拉克讲人权的话，会被人家用棍子打出来的。”
文化相异，情感相通。在法国，莫言曾请一位当过政府部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吃饭，“我买的单，他很高兴。这和中国一样，我请你吃饭，你也很高兴。反过来AA制，大家都感觉冷冷的。”莫言说，“无论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感情动物，只要真心对他，他都能感受得到。”
不局限于人的交往，莫言展开说去，“民族和民族的交往，国家和国家交往，说穿了是一种情感交往。你对他好，真心好，他会有感受。光讲客套话，不做真事，不用真情感，是做不好的。国家主席出访，尤其到周边各国，像走亲戚看朋友一样，情感很浓重，对方是真感动，对方的老百姓感觉很热烈，也不是装出来的。这跟冷冰冰、客套的外交，形成了截然对比。”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