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从俭中来—三位高僧节俭惜福的故事
中国古字很有意思。
“福”字，拆解开看，一口人，有衣，有田。有田，就有食。衣食无忧当然有福了。
繁体“儉”字，体现的是，一个屋檐下，两口人。这寓示着，俭不仅是个人要持守的，更是家庭要为之的。
我们常说：温良恭俭让，躬行节俭，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勤工俭学，乃至俭者心常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
佛教中有词曰：福报、福德、福慧。福从何处来?从惜福中。这惜福，就是俭。
祖师大德都持俭，更教诲僧俗如此。
印光大师的节俭惜福
印光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1924)，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饮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摘自弘一大师《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虚云老和尚的节俭惜福
修行的人，环境愈是艰苦，道心愈是坚固。老和尚常说：“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当时，已是117岁高龄的老和尚，每天都要到建筑场所和开荒的地方巡看，并亲自指导，还要接待来自各方的人士。晚上六点到禅堂里讲开示，八点以后，开始翻阅来自各地的信件，信件有时一天多达百多封，他老人家都要一一过目。若是重要的函件，他便亲笔回复;若是一般书信，他说明意思，就由我们代复。平常都要深夜十二点左右才休息，翌日凌晨两点又起床打坐，直至打四板，即大约三点半，才起床洗脸。
他不用牙刷、牙膏，只用温水漱一口水，然后吐在毛巾上，先洗双眼，再洗整个面部。他说这样洗，可防止眼疾，且能增加视力。洗过脸后，就到佛前礼拜，之后又回到床上打坐。那时，我们就开始上早殿了。早殿后稍为休息一会，闻打梆声大众就往斋堂过早堂了。
当时，山上的生活很艰苦，开发的田地不多，收成的谷子也很少。因为红薯粗生，收成较多，每年七月份开始，直到第二年的三月，都是吃红薯的季节。而红薯的叶子和枝干，就是我们的小菜了，有时连蕃薯根和叶也没有，就只有炒咸盐，加进稀饭里吃。每天过早堂吃的稀饭，只是一点点的米，混了多多的`红薯一起煮的。中午吃饭呢?虽然当时师父们吃饭吃得很多，也只是随便弄一点小菜，有青菜已算是很好的了。晚上，是没有饭或面的，只有煮一些蕃薯或是马铃薯，放在斋堂里面，要吃药石的就自己去弄一点，但是吃的人很少。
老和尚吃的稀饭和菜，都是由我们从大寮里打的，跟大众师父们吃的一样。如果没有客人的话，他从不多加一道菜。他老人家那种节俭简朴的生活，我们现在想起，还记忆犹新。
云居山地势很高，海拔一千一百多米。冬天气候很冷，低至零下十七八度。收藏在地窖里的红薯，经不起寒冷的空气，皮都发黑了，煮熟后吃起来很苦的。
有一次，我和齐贤师一起在老和尚那里吃稀饭，吃到了那种又苦又涩的红薯皮，便拣出来放在桌边上。老和尚看到时默不作声，待吃过稀饭后，他老人家却一声不响地把那些红薯皮捡起来都吃掉了。当时我们俩目睹那情景，心里感到很惭愧、很难过。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吃红薯皮了。
事后，我们问他说：“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而那些红薯皮好苦啊!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这是粮食啊!只可以吃，不可以糟蹋呀。”
又有一次，江西省宗教事务处处长张先生，到山上来探望老和尚。老和尚自己加了几道菜，请他吃午饭。张处长始终是个在家人，不懂得惜福。当他在吃饭时，掉了好几粒米饭在地上，老和尚看见了也不说话。等吃完饭后，他才自己弯下腰来，一粒粒地把那些米饭从地上捡起来，放进口里吃下去。使得那位张处长面红耳赤，很不自在。他一再劝老和尚说：“老和尚，那些米饭已掉在地上弄脏了，不能吃了。”老和尚说：“不要紧啊!这些都是粮食，一粒也不能糟蹋的。”处长又说：“你老人家的生活要改善一下啊!”老和尚答：“就是这样，我已经很好了。”
老和尚的身体很好，早上除了吃两碗稀饭外，有时还会吃一点马铃薯。中午吃两大碗米饭。晚上有时吃一小碗面条，或者吃一点稀饭。听他说：他晚上开始吃药石，是从云门事件发生后才开始的，在此以前，他老人家一直都是过午不食的。
他的牙齿特别好，记得有一次，有个居士送了一些炒熟的蚕豆上山。老和尚看到我们在吃，他也要吃。我们说：“这东西很硬的，你老人家牙齿行吗?”他一言不发，拿起蚕豆就吃起来了，吃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甚感意外。
他老人家是很节俭惜福的，他睡的草席破了，要我们帮他用布补好。不久后，在同一个地方又破了，实在补无可补。我们就对他说想把草席拿到常住去换一张新的。那时，一张草席只不过是两块人民币左右，不料他老人家听后，便大声地骂：“好大的福气啊!要享受常住上一张新席子。”我们都不敢作声了。
无论是冬天或夏天，他老人家都只是穿着一件烂衲袄，即是一件补了又补的长衫(禅和子们叫它做百衲衣)。冬天就在里面加一件棉衣，夏天里面只穿一件单褂子而已。
老和尚时常开示我们：“修慧必须明理，修福莫如惜福。”意思是修慧参禅一定要明白道理，道理就是路头。如果想参禅用功，但是路头摸不清楚，对参禅的道理未能领会，那么工夫便很难用得上了。所以古人说：“修行无别修，贵在识路头。路头识得了，生死一齐休。”至于惜福，出家人在情理上哪里有钱来培福呢?其实“造福莫如惜福”，那就是要自己珍惜生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他经常训诫我们年青的一代说：“你们要惜福啊!你们现在能遇到佛法，到我这里来修行，可能是过去世栽培了一点福报。但是你们若不惜福，把福报享尽了，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犹如你过去做生意赚了钱，存放在银行里。如果现在不再勤奋工作赚钱，只顾享受，把银行的储蓄全部花光了，那么再下去便要负债了。”
所以老和尚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福报太大了，生活上，衣、食、住、行各方面比过去不知道充裕了多少倍。因而，我们在这个福报当中，要更加注意惜福。有福德的人，修行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如果没有福德，无论修哪一种法门，都会有种种的障碍。
(绍云法师讲述)
弘一大师的节俭惜福
弘一大师是当代著名的律宗大师，他的惜福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弘一大师有一年在厦门南普陀寺给出家人作开示时，劝他们“发大心”，以各人自己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弘一大师认为，我们纵有福气，也要加以爱惜，切不可把它浪费。为什么呢?“末法时代，人的福气是很微薄的，若不爱惜，将这很薄的福享尽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古人所说‘乐极生悲’，就是这意思啊!”弘一大师小时候，看见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大对联，录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他哥哥时常教他念这句子，念熟了，以后凡穿衣或饮食，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掉。弘一大师的母亲也常常教他，身上所穿的衣服要时时小心，不可损坏或污染。他母亲和哥哥怕他不爱惜衣食，损失福报以致短命而死，所以常常这样叮嘱着他。
弘一大师五岁没了父亲。七岁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瞎写。他母亲看到，正颜厉色地说：“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的纸不肯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掉哩!”
弘一大师所受的家庭教育，深深地印在他脑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有一时不爱惜衣食。出家以后，一直还保留着爱惜衣食的习惯。他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1920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他的。他每晚用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他有一把洋伞，是1911年买的。这些生活用具，破烂了，就请人用针线缝缝，当新的一样使用。除了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东西，须五六年一换之外，他的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
常有人给弘一大师送好的衣服或珍贵物品，他大半都转送别人。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福薄，好的东西是没有胆量受用的。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古德说：“道高龙虎敬，德重鬼神钦。”这是真实不虚的。老和尚们不但时常上堂为大众师父们讲开示，更在种种生活细节中以实际行动来以身作则，教育大众。看到上面的大德节俭惜福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惭愧万分。所以说善知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后人的榜样啊!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
二、净土思想
重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为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顺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
三教辩论大会，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柳宗元奸佛，学佛不能简单的看成信仰上的随顷时俗，思想上的融合佛而为儒所用，答案就在于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使他脱离纷争叠起的朝庭，在寺内“修身养性”，有安静的环境更多研究佛理，有时间听经阅藏，完成一个儒学大师到佛学大家的转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有人说什么柳宗元在永州时因受了和尚的谬沦的影响和生活上所施小恩小惠的“勾引”，出于无奈，才说了一些对和尚有利的好话，写了些为佛教歌功颂德的“不成器。文章，这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柳宗元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真君子，而柳宗元就是一个真君子，不是小人，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历来被世人所拥戴的人。所以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批评柳宗元信仰的问题，而是否定了柳的品德和人格，所以是无半点道理可言，应该坚决推
柳宗元常说：“为吏者，人役也。”这同样是大乘菩萨悲心救苦的体现。他在柳州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是实践他“心乎生民而已”的诺言的最后机会。
他一到柳州就解放奴婢。在《唐律疏》卷六说：“奴婢***，律比畜产。”而柳宗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解放奴婢?与良平等。这不仅是对朝庭法律的蔑视，也是对儒学“尊卑有序”等级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从反面来说，不仅是保障下层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获得，而且也是佛陀“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在柳州时他推广柑桔种植，提倡开荒凿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仁政”，留下“柳柳川’的名号和佳话。这政绩，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具有爱民拔苦，菩萨济世的思想，都是难以做到的。
刘柳碑元的研究历来以永贞革新为主展开争论，而他的佛学文章和佛教信仰，大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他的佛学文章，特别是“文革”之中被贬为《柳河东集》中的糟粕来加以批判。柳宗元为什么信佛这个问题，古来能够给予客观的分
有人说：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这自然是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儒学家和唯物主义学者们尊儒排佛的“坏习惯”和治学态度的“不中道”以及心胸的狭窄和思想的偏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佛毒当然很深”也正是承认了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深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我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其一是他所写的大量优秀文章和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后人所膜拜和称道，其二是他和王叔文、刘
为后人留下赞扬和批判的口实与材料;其三是他的妤佛使历代名流褒贬不一。本人作为一名佛教徒，对于柳宗元的不朽文章自然是推崇备至，而永贞革新的功过是非，也应由历史学者们去评说，我是不敢饶舌费心的。至于柳宗元好佛的历史事实，虽然名家和风骚客们大都摆出一副副不很友善的面孔教训之，而愚下却不但要大大的给予肯定，而且也很有必要费些笔墨研究研究，并说上几句，就算是为柳公鸣不平也罢，以便使更多的人们知道柳河东事佛兴法的好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