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一生创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志摩诗歌意境优美，意象新颖，词藻华美，风格清新明丽，韵律和谐，富于音乐的节奏感，十分注重情感和性灵的抒发，他留下来的优美诗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艺术美主要表现为意境美、意象美、绘画美、韵律美、传统美。
【关键词】徐志摩；意境；意象；语言；韵律；传统；
徐志摩是一位屈数可指的大诗人之一，他本身是学政治学的，却醉心于诗歌创作，虽然一生短暂，却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汉诗作了重要贡献。徐志摩的性格洒脱不羁，追求浪漫，他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徐志摩热烈追求“爱”与“自由”，同他潇洒空灵的个性，不受羁绊的才华完美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歌特有的灵动飘逸的艺术风格。徐诗风格意境优美，神思飘逸，清新明丽，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一、意境优美，意象新颖
意境，又称为境界，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注重意境的营造。徐志摩的很多诗歌都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之美，他的诗歌讲究诗情画意，既有发出内心的真情实感，又有如景似画的生动美妙的自然环境。这种主观情思和客观事物互相交融的情景，艺术上是“意境”。而意象和意境似相通，又不完全一样。意象是指客观事物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像，简言之，意象就是寓“意”之“象”，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就是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于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在现代汉诗史上对意象的创造，徐志摩首屈一指，他诗歌中的意象蕴涵着新颖而鲜明的美学特征。诗歌意象丰富，“飞”、“水”、“云”、“花”、“月”、“星”等意象经常出现，有丰富的思想内函。这些意象新颖别致，内蕴丰富。徐志摩诗歌中，有很多“飞”的意象，比如《雁儿们》“雁儿们在云空里飞”,《雪花的快乐》里“雪花”的“飞扬，飞扬，飞扬”，《黄鹂》里的“黄鹂”,“……一掠颜色飞上了树……但它一展翅，/冲破密云，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用“飞”来象征他追求的“自由”，“飞”的意象是他浪漫气质的体现，是他灵动个性的写照，以无拘无束、轻盈飘逸展示了生命自由的本质。诗歌意象总是同诗人独特的感受相关，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乡村里的音籁》、《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涡堤孩新婚歌》等诗中出现形式多样的“水”的意象，如波心、漪绒、银波、清露、轻波、清泉、大海等。在《乡村里的音籁》中：“……/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静看着一河的波幻，/静听着远近的音籁--/……”。在这首诗中，“波幻”作为一种水的意象，表达了诗人希望回归美丽纯朴的童心。而在另一首诗《涡堤孩新婚歌》中：“……小溪儿一跳一跳的向前飞行，/流到了河，暖溶溶的流波，/闪亮的银波，阳光里微酡……”，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流波”及“轻波”营造了一种轻盈柔美的意境，展示了一幅轻快明丽、绮丽多彩的画面
在徐志摩的诗歌当中，“云”的意象也反复出现，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在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杜鹃》），“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再别康桥》）。云的外形轻盈飘动，蕴含着“自由、潇洒”的内在神韵，同作者潇洒自如的个性，自由浪漫的理想契合的天衣无缝。徐志摩的诗歌真正以白话形式传达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情趣，他把握住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以《再别康桥》为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轻轻的来，悄悄地走，这里显然别有意味，徐志摩好像捧着一个很珍贵又很脆弱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护着。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珍视呢？那就是他心中的记忆，他的经历。徐志摩告别的不是作为他母校的康桥，而是他与才女林徽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经历，但那段经历又是脆弱的，不可靠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诗人已经回不去了。我们读《再别康桥》，就会发现这首诗其实有两层结构，表面上徐志摩不断地描写康桥的景物，丝毫没有涉及到个人，但在自然景观的背后，却是他情感闪闪烁烁的暗示。他巧妙地运用了意象叠加的方法，“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人们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比喻，其实不然。
在这里徐志摩的情绪同自然物象相互印证，他处处描写眼前的自然景物，实际上在自然景物中不断穿插渗透内心的情感。这是徐志摩诗歌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诗歌惯用的手法。徐志摩不会直接倾吐，而是通过重重的意象叠加来渗透情绪。情感本身同自然就有某种联系，从物想到人，这是非常自然的。把想看到的事物叠加到实际事物上，这就是文学意象艺术。现代汉诗运用意象往往是大跨度，陌生化的手法即“远取譬”。就是把两个距离很远的东西扯到一块，把个人的情感和自然景物叠加在一起。因此，在《再别康桥》我们处处看到的都是康桥的景物，但在诗歌表层的背后却处处看到徐志摩个人的情感流动。
二、词藻华美，清新明丽
徐志摩诗歌词藻华美、用词典雅、风格明丽、色彩斑斓，其诗有一种独特的清新之美。诗歌主题多为歌咏爱情与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其用词凝练、准确、形象、传神，善于用优美的词语来营造优美的意境。如我们熟悉的《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那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全诗只有四句，却用词行象传神，仅以水莲花这一清新意象，抓住“那一低头的温柔”鞠躬，将日本女郎容貌姿态形象描绘出来，言语自然，感情细腻，清新柔婉，回味无穷。其实，徐志摩诗歌语言用词受“三美”主张中的“绘画美”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绘画美主要是指诗歌词藻力求华美，富于色彩，讲究诗歌的视觉直观性。而徐志摩诗歌很好地实践了“三美”中的“绘画美”，如《月下待杜鹃不来》中：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了我的心坎；
月儿，你休学新娘羞，
把锦被掩盖你光艳首，
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
听远村寺塔的钟声，
像梦里的轻涛吐复收，
省心海念潮的涨歇，
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
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这首诗中采用华丽清新的词语，打造美丽清新的意境，象“波纹”、“青苔”、
“锦被”、“轻涛”、“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等一系列优美的词语勾勒出动人心弦的意象之美。
三、韵律和谐的音乐之美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主张诗歌要有“三美”，其中就包括音乐美，音乐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诗歌的韵律之美，应该分为相对独立的音韵美和声律美。押韵是诗歌营造音韵美的重要手段，因为韵脚的存在，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节奏感，使韵律优美，抑扬顿挫，节奏明朗。一行诗的音节、音尺(又称音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以体现新格律体的音乐之美，其重要表现就是节奏感。徐志摩的才能体现在语言天赋上，在“三美”问题上，他同闻一多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有人形容闻一多的诗行排列的象豆腐块，闻一多诗歌虽然押韵，但比较呆板。在现代汉语中多数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字数相同，音节却不一定相同，为了刻意追求字数相同，闻一多反而损伤了诗歌的节奏感。徐志摩的才能就体现在这里，他对现代汉语的感受力是非凡的，他利用白话本身的节奏创作诗歌。
所谓“节奏”，即大致相当音乐中的节拍。在诗词中，语言的升降，起伏，决定着音节疾迟徐缓，把平仄不同的声音有机排列，使诗歌读起来有间歇，停顿，声音语气有强弱，这就是“节奏”。徐志摩把握住了诗歌整齐的原因，只要音节数相同，即使字数不同，读起来仍是整齐匀称的，古诗词中音节之所以同字数一致，是因为古汉语中太多为单音节词。现代诗歌甚至不必每个句子停顿数相同，而只要相邻的两个句子停顿数相同，就能产生特殊的和谐效果。徐志摩的诗歌常常长短错落，却又整齐匀称。例如他的诗歌《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诗歌每句诗中字数不尽相同，但相邻句子停顿数一致，而且每句中音节又刻意不一致，这样整齐中又有错落之感。
四、现代社会的“传统灵魂”
现代诗人在情趣上大多数都回不到古代，而徐志摩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身处现代，却又满怀传统文化趣味，一身潇洒的西服之下，掩盖着一个纯粹的传统灵魂。徐志摩诗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很多，如“水”、“云”、“花”、“月”、“星”、“白莲”、“涧泉”、“琴玄”、“彩衣”、“青荇”、“金柳”、“柔波”、“水草”、“榆荫”、“清泉”、“天上虹”、“云彩”等等。周边美丽的大自然让徐志摩换一种思维来面对现实苦痛，康桥的美，佛罗伦萨的迷人风景让人获得生命的顿悟。对普通人而言，自然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而对于徐志摩而言却是生命的依据。徐志摩对自然的体验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命观对接，这样的自然景物不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而是李白的“相看两不厌”的灵魂对话。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椈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旁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我所知道的康桥》）。诗人通过对康桥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和自然世界的对话。而现代知识分子很难回到过去古代的生命观里，我们之所以不宁静，是因为我们很难做到和自然对话。而徐志摩的自然观不是理念，而是真真切切的自我感受的经历。在他的诗歌中，他对情绪意念的表述，改变了早期白话新诗如郭沫若式的直抒胸臆，“回归中国传统”的理念在徐志摩诗歌中得到实现。他的情绪都蕴含在对客观对象的描绘中，这样寄予物象的抒情相当典型。例如：
“希望，我抚摩着/你惨变的创伤，/在这冷默的冬夜/谁与我商量埋葬”（《希望的埋葬》）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月下雷峰影片》）
“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呻吟语》）
再如《沙扬娜拉》这首著名短诗中，离别在即，满是别愁，徐志摩在诗中没有直接表达，而是通过“移情方式，将内心的种种情愫转到对方，借助描绘对方的同等情绪来烘托气氛，暗示心境。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传统抒情方式。这就是徐志摩诗歌中的中国传统精神，但这又是隐蔽的，因为他的诗歌不是古代的格律体，而是现代白话形式。徐志摩诗歌中思维方式却是中国传统的经典样式。
参考文献：
[1]李怡，《中国新诗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陆小曼主编，《徐志摩全集》上海书店，1995
[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4]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5]沈亚丹，《寂静之音-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以及历史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摘要：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本文主要想通过对《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总结出先秦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真实地再现周代的时代风貌。本文主要从文本入手，分
关键字：诗经;择偶;汉乐府;文学影响
On Mate Selec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With 《Book of songs•GuoFeng》 for example
Abstract:Love since ancient times is a constant topic of this paper, on the "Book of Songs" love poems, summed up the pre-Qin era people on the marriage market, a true reprod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the Zhou dynasty.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text, analysis summary of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between the sexe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Ceremony of Love and Marriage, reflecting the love and marriage existing social values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to choose a spouse. The angle of the inner heart from the appear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way male and female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such as women's appearance, conduct, loyalty, men of talent, character, two-way mate concep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cept of of refraction love from the cultural level, marital where the concep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oncepts.
Keywords:book of songs;Mate Selection;han music bureau;Literary influence
纵观现有资料，我们知道礼教伴随着私有制在夏商之际产生。到西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普及但尚未占统治地位，这就为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古人认为，人是承“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1]而产生的，是“天地之心”、“万物之君”。而礼的作用就在于“取天之道”，“治人之情”，他具体体现表现为“人义”。何为“人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礼的解释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人义”所包含的具体要求。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夫妇的要求，要求夫妇分别做到“义”、“和”与“听”、“柔”，这其实也是当时人一些择偶标准，本文就是要以《诗经•国风》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中表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择偶标准以及有此择偶标准的原因何在。
《周礼》之所以对夫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且有用意的。一方面这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也就是人的生理要求，即所谓的“食色，性也。”另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统治阶级服务。周代的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人的寿命短暂，同时由于常年的战争，人口成为重大问题，加之周代的分封制与宗法制更是加剧了对人口的要求，宗法制更加注重血缘，所以当时人极为注重传宗接代，增加人口数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周礼有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3]与是便有了仲春之月男女尽情相会的场面，促成男女间的相识相知，使它们能够恋爱、结婚、生子。从而促进人口的增长。《诗经》中反映这种礼俗的是个还有很多，如《郑风•
郑风•
《
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择偶标准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好以《诗经》为本，把诗经时代的审美情趣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为切入点，通过文本中所呈现的零零散散的审美内容加以
一、《诗经•国风》中的择偶标准
一、高大壮美
外貌是每个人的第一特征，对外貌美的追求，不仅是我们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就算是几千年前的周代人也不例外，《诗经》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有男有女，其中描写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以形体高大为特征，可以说明高大壮美是当时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同时也成为了择偶的必不可少的一条标准。从《诗经•国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性心目中，高大、俊美、丰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
这首诗描写的是贵族夫人庄姜的外貌，首句就以“
女子除了欣赏男子的高大、魁梧之外，也注重男性身体的壮实、有力。《国风•邶风•简兮》中有云：“有力如虎，执
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先秦诗经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要以
二、端庄貌白
《诗经》中有许多诗句描写女性容貌之美的句子，在男性眼中由以皮肤白皙为美。“白”字在《诗经》中的表现相当广泛，主要是指光彩，包括肌肤的白净，手指的纤白，面部的白皙，开了重色之先河。诗中不乏有对女性形象的直接表述，多种多样，不可胜数，城边静女、月下姣人、采桑少女、出嫁少妇、幽怨弃妇、离异的思妇，在诗中应有尽有。其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卫风中的《
《诗经》描写月光的诗歌《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中说“皎”是月光。诗句用朗月比喻女子皎好的脸庞，如明月一般皎白。《召南•野有死
分
三、窈窕淑女
关
关关
参差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
参差
我们从诗经开篇之作《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桃之夭夭，其叶
诗歌用盛开的桃花来赞美这位美丽动人的新娘，因为这位新娘能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能够给夫家带来欢声笑语，结婚后能为夫家生儿育女，能够与夫家家人和谐相处，从而给大家带来幸福美满。《邶风•燕燕》有“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的句子，意思是仲氏为人可靠，她的心地厚道，既温柔又和
四、谦谦君子
人性之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容貌之美，更是外貌美与内在品德之美的有机统一，“君子”与“淑女”是几千年来人们分别用来形容男女双方品德的词语。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美”和“善”的标准来要求男方。
卫风•淇奥
有匪君子，如切如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充耳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5]
诗经中的《卫风•淇奥》篇，是女子赞美男子的一首诗歌，这里的君子是一位贵族。《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16]。这虽然不一定是作者的本意，但是确实描写了一位身份地位很高的男子，他雍容闲雅、端庄大方、博得了一位女子的深爱。因为在淇奥狂欢的季节里，他们曾一起欢乐过。因此他的音容笑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歌以淇水弯曲幽深之处的绿竹起兴，让人似乎看到的是“君子”挺秀清朗的风姿，而联想到“君子”内在的“虚心有节”，展示“君子”的品格，才华。而这位女之爱上这位君子，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与财势，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的“德”与“行”。尽管诗中也说到他的服饰和车辆的华贵，但主要强调的还是他的温文尔雅，不像其他的贵族那样高傲和粗蛮，空有一身好皮
另如《郑风•叔于田》和《齐风•卢令》都是从一位女子的角度去赞美自己心爱的小伙子，而这两位男子都是猎手，她们觉得自己的爱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他不仅貌美而且品德好，诗中说他们“
二、社会环境对于择偶标准的影响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然前文中提到过周代淳朴自由的时代风貌，但并不等于周代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当时，男女的交往已经受到了礼俗的影响和制约，从而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单一和理想化，同样的，择偶标准也会受到社会礼俗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在周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礼制也受此影响愈发完善，“三礼”成为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青年男女的择偶，婚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礼俗的限制，而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她们受到的束缚最多，但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表现出了她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和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召南•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这话语中包含着这位女子坚定的反抗精神，面对强权，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而委屈自己下嫁他人，这就使得她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礼可还，人不从!”。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千载而下，令人依然为那样的执著，那样的爱恋深深感动。
《王风•大车》说的是一位姑娘爱上一个架大车的小伙子，在外界的阻挠下，他们不能自由结合。这位泼辣的姑娘要求与情人一同私奔。“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是子不奔”，她下定了决心与男子私奔，但却担心男子没有勇气为爱情抗衡世俗，这位女性的光彩远远超过了男子。女性的痴情、重情也由此可见。为了让男子相信她的决心，她指着太阳发下了“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坚贞誓言。这同样是以死来抗争，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把女性的爱上升到了极致，到了连生命都可以舍弃的份上。私奔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是离经叛道的忤逆大罪，那个以伦理主宰一切的社会，女性是不能自主的，婚姻必须符合世俗礼仪的规范。而《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冲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爱人逃往远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样的勇敢表现着她面对强大势力的阻挠但却坚贞不渝的坚强与决心，这样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对爱人那悠悠的痴情，没有了这份痴情，也绝没有离经叛道的反抗，这样的悲剧让人们深深地体味到了女性的尊严与对爱的执著和不悔。
但也有许多女性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如《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之死矢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之死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规则与框架下的爱情循规蹈矩，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
但也有许多女子因畏惧父母，而惆怅矛盾。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18]
女主人公“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害怕父母的责骂，担心兄弟的斥责，担心别人的风言风语，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
齐风•南山(三、四章)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日得止, 易又极止。[19]
《齐风•南山》，前一句以种麻必纵横耕地起兴, 以推论的方式表明自己如果娶妻一定要告诉父母的观念。后一句以砍柴必用斧子起兴, 说娶妻一定要获得媒人的同意。可见在齐鲁这些地区,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已极起作用, 故诗中以十分肯定的口气, 向世人表明由父母、媒灼决定娶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青年男女的择偶过程中也产生重大的影响，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孟子•
商周时代，因为礼制的逐步完备，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交往，婚姻关系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因而一定程度上受到礼俗的制约，所以不可避免地给男女的择偶标准打下了礼俗的烙印。
二、道德舆论
《齐风》中非常显著的就是其中写了许多淫乱之诗，如《东方之日》“确为贵族淫奔之诗”(陈子展《诗经直解》)[21]。如《邶风•新台》中用癞蛤蟆比卫宣公、齐风讽刺齐
邶风•新台
新台有
新台有洒，河水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2]
卫宣公是以位淫昏的国君。他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成人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齐女也因为自己将要得到一个英俊少年作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但是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宣姜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本来的英俊少年换做了驼背鸡胸的老头，大为不快，“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可以看出其心理落差之大。卫国人对宣公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讽刺挖苦他，说他是鸡胸驼背的癞蛤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由此可见，当时的择偶标准还受到道德舆论的压力，这种公公霸占儿
《齐风•南山 》(一、二章)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
葛屦五两，冠
这是一首讽刺的诗歌，它讽刺的是齐
礼教对《诗经》有着极大的的影响，《周礼》中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对于贵族阶级来说，“礼”的约束是与对平民一样的，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放纵自己，但对于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来说，却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商周时代，随着礼制的逐步完善，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婚姻的缔结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尽管很多青年男女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配偶，但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规范对男女的择偶标准与婚姻的成功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教已经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扎根，对爱情和择偶的自由的规范与约束越来越多，因为“周人认为人的遭遇是取决于其行为的，行为所导致的成败、兴亡的后果是因为人堆自己、对他人能够敬重或不能够敬重，而不是对人以外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敬或不敬，其行为后果在人而不再天”我们对待诗经，必须以一个公平、客观的态度，回到以人为人的真我境界，充分展示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流传至今的活力所在。
三、《诗经》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汉乐府诗歌的影响
可以说《诗经》中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爱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诗经》中许多诗篇描写的婚姻爱情生活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在《国风》中很少，大都体现在《大雅》中，它们与爱情诗相依相偎。同样择偶标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政治的牵连，尤其是对贵族女性的婚姻。“周国之所以由弱变强, 由小变大, 并最后灭商, 公刘、古公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
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25]
《陌上桑》是我个人认为在汉乐府中描写女性形象的佳作。试以分
我们反过来仔细想一下，罗敷眼中的理想的对象“夫婿”。他的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洁白皙，
封建的伦理道德愈发完善，因而择偶标准受到了强烈的束缚。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
本文在展示《诗经》这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时，也将其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社会生活和恋爱婚姻的真实记录昭示后人，大胆地打破外界约束，为追寻自己的心中所爱而无所畏惧。《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爱情主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早期人类质朴的本质、健康的感情、淳朴善良的面貌，凸显《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以及世俗爱情观的影响颇大。
注释：
[1][2] 杨天宇.礼记•礼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76,275.
[3]杨天宇.周礼译注•地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05.
[4][6][12][14][15][17][18] [19][22][23]刘毓庆、李蹊.诗经(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月,P235,150,2,17,144,62,198,248,113,110,248.
[5][25]袁行
[7][13][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导读.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P62,5.
[8][16]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P223,214.
[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P82.
[10]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980年影印版.
[11]金景芳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8月,P103.
[21]郭院林，焦霓 .风诗对女性的审美标准考察——以地域为视角[J].文学史话,2011年第6期.
[24]段连勤.先周的婚姻外交与周民族的崛起[M].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四期.
[26]王聘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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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导读.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
7.郝建平.中国古代媒人的浅议[J].天府新论2010年第四期.
历史上的杨贵妃真的是胖子吗?其实，一共有三个版本的杨贵妃形象：瘦贵妃、胖贵妃和不胖不瘦的贵妃。
那么，杨贵妃究竟是胖是瘦?这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的文人们对贵妃的态度。
贵妃表示我不服
实际上，正式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具体记载杨贵妃的实际容貌。五代人和宋人所修的《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杨贵妃传”中也只是用“姿色冠代”“资质丰艳”等语焉不详的词汇来描绘。“丰艳”的“丰”容易被误认为是在描述一个胖美人，但是考虑到《旧唐书》已经是后晋(936-943)刘昫等人撰写并且宋人还进行了修订，他们不可能穿越回唐玄宗时期见到贵妃，而唐代文人们并无一词言贵妃之“丰”。唐人以肥为美的说法，在后来的五代和宋代提得较多。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不是唐代，传统对美女的标准差不多就是“高白美”三个字：高，身材要修长;白，皮肤要白皙;美，脸蛋要姣好。李德裕《柳氏旧闻》里，正宠爱着杨贵妃的唐玄宗给太子选妃，明确提出了标准必须是“细长洁白”的女性，“细长洁白”对应着高和白，正符合汉代选美标准：“汉法八月选女，必身长合度，长白即美德。”风流天子玄宗的审美恐怕并没有异于前朝君主。而且再怎么讲，杨贵妃也是个擅长歌舞的女性，大约并不至于肥胖。
真正描写贵妃容貌的主力军，还是文人们。
其中对贵妃容貌最有发言权的文人，是李白。比起大部分同时代文人要靠脑补来描绘贵妃，李白可是近距离见过贵妃的人，并留下了《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为证，特别是《清平调词》三首，乃唐玄宗和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时令李白写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诗人的句子美则美矣，却狡猾地回避了对贵妃的任何描述，这种漂浮在空中的虚写的美，好像换成任何一个大美女都行得通。
让贵妃磨墨、力士穿鞋的李白，写诗措辞居然这么小心。
同时代的杜甫要朴实得多，一首《丽人行》，实打实地工笔描绘了贵妃的容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杜甫毕竟是被“命待制集贤院，召试文章”的人，很可能亲见过贵妃。“诗史”杜甫版本的杨贵妃，是个身材匀称、不胖不瘦，而且有着细腻肌肤的美人儿。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已香消玉殒，但是贵妃美人图狠狠地火了起来。
其中，以长安人周昉的美人图最为盛名，这是个善于把一切贵妇人统统画成胖美人的画家，在把女人画成胖子这件事情上他简直是唐代的鲁本斯。《陕西通志》称他“作士女多为秾丽丰肥之态”。
由于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里并没有以肥为美的传统，《宣和画谱》不客气地评价“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蔽(弊)”，对周昉的画风并不赞赏，并总结原因为“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一是因为贵妇人自然应该有贵态，丰厚的家底要在丰厚的身材上彰显，二是因为地域原因，关中美女个头都比较大。或许咚的一脚，画家下笔就把少数纤弱的妇人给批量处理了。
这也是肥美人杨贵妃的最早图像版本。
诗经曰“硕人其颀”，高大修长倒也罢了，文人们会欣赏一个胖美女吗?和周昉差不多同时代的白居易和陈鸿，应该是看过大热的周昉美人图的，却并没有在下笔时传达出“以肥为美”的观念，也并没有把杨贵妃处理成胖美人。
白居易《长恨歌》写作时安史之乱已过半个世纪，他笔下的杨贵妃更多的像是文人心中的理想型女神：气质妩媚，“回眸一笑百媚生”，眉毛修长气色好，“芙蓉如面柳如眉”，腰肢纤细体态娇弱，“侍儿扶起娇无力”，皮肤细腻，“雪肤花貌参差是”。毕竟“太液芙蓉未央柳”，有着“未央柳”一般细腰的杨贵妃，怎么也是个纤细娇弱的美人儿。这仍然还是古代一以贯之的主流审美观。
而以史笔见长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沿袭了杜甫诗中的“肌理细腻骨肉匀”形象，写杨贵妃“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是个不胖不瘦的气质美人;写贵妃出浴则是“既出水，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和白居易《江南遇天宝叟》里“贵妃婉转伺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颇为接近，都将贵妃处理成纤弱娇柔的女性形象，决非是胖美人。
而实际上，中国文人墨客的理想型女神，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开始，基本的元素一直没太大变化，无非是樱桃小口、明眸皓齿、长颈削肩、杨柳细腰、肤色胜雪等等特质的排列组合。即使是之后几百年间的诗词戏曲如《梧桐雨》《长生殿》，只要是试图把杨贵妃描写成千古佳人的，一概都没有逃出传统的审美套路。
这个世界对于胖纸的恶意
这样一个纤弱或者匀称体形的杨贵妃形象，是怎么一步步发福，变成肥美人了呢?
这要追溯到正史《旧唐书》里对杨贵妃的批判态度，它几乎奠定了历代文人抨击杨贵妃的基调。杜甫的《丽人行》和《哀江头》算是把《旧唐书》的论调发扬光大，女人祸国论成为主流叙事。
但一直等到五代和宋朝，特别是宋代，文人们开始密集地描写一个肥胖的杨贵妃，并把肥贵妃的历史形象就此固定下来。五代人《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不少当时宫中琐事和宫内外风情习俗，是杨妃肥胖的最早文献出处，其中称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使侍儿交扇鼓风，犹挥汗不止”——贵妃不但胖，还爱出汗。
今人孟晖在《贵妃的红汗》里详细还原了杨贵妃淌下的红色的汗水。所谓“红粉知己“最早讲的正是源自杨贵妃时代，女子们往身上扑的红色粉末，汗水混合粉末一并淌下，带着香气染在了衣物上，故有“香汗淋漓”之称。本是贵族女子的寻常事，却被《开元天宝遗事》的作者视为妖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则直接斥此书为浅妄之书。
彼时，周昉作为曾经被唐德宗召见作画的名家，他的美人图已经深入人心;直到今天，簪花仕女图仍然是我们想象唐朝的经典符号。周昉美人图里的贵妃虽然胖，但仍然是宫廷里富贵优雅的大美人儿，宋代的文人们却把对杨贵妃作为红颜祸水的批判，投射在了画作里圆润富贵的身形上。
诋毁一个女人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就是攻击她的'身材和容貌。加上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流传之深远，文人们不讽刺一下贵妃简直显不出气节来。理学家魏了翁的《鹤山集》有一首《临江仙·约李彭州暨兄弟看荔丹有赋》曰：“人应笑太真肥。破除千古恨，须待谪仙诗。”已经非常露骨地把杨贵妃钉在了死胖子的耻辱柱上。
而苏辙有一首《周昉画美人图》：“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嬉。……拥扇执拂知从谁，瘦者飞燕肥玉妃。”直接把杨贵妃和赵飞燕相提并论，有了“环肥燕瘦”的讲法。
作为一个胖子的杨贵妃形象，“人应笑太真肥”则渐渐被扩写成了有情节有对话的场景。待到了明清小说《隋唐演义》，在宋人《杨太真外传》的情节上益发活灵活现：
原来玄宗曾阅赵飞燕外传，见说他体态轻盈，凌风而立，常恐吹去。因对杨妃戏语道：“若汝则任其吹多少。”盖嘲其肥也。杨妃颇有肌体，故梅妃诋之为肥婢，杨妃最恨的是说他肥。
放在今天看，这个玄宗也是个毒舌男：“不比人家飞燕，贵妃你可是不管风多大都吹不走。”而曾经被玄宗宠爱却最后被打入冷宫的梅妃，痛骂杨贵妃是“肥婢”，这也是有典(段)故(子)的，根据明代彭大翼的《山塘肆考》，贵妃的弟兄杨国忠，冬日天冷时选了一批肥胖的婢妾在前面人肉挡风(“唐杨国忠冬月选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风，谓之肉障”)。
古人对胖子的恶意简直要溢出纸面。
实际上唐代就已经有了不少丑化或者妖魔化杨贵妃的作品，比如《新唐书》写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之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元代陶宗仪《说郛》干脆把女性染红指甲这样寻常的美妆技巧给妖魔化，说杨贵妃“生而手足爪甲红，谓白鹤精也，宫中效之”。至于《红楼梦》里提到的“安禄山掷伤了贵妃乳的木瓜“，故事的形象已经近乎荒唐和淫邪了。
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古代“同人文”非常多(图片来自豆瓣@男科圣手王大夫)
简而言之，杨贵妃是不是胖子，命运主要取决于旧时文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如果是同情的态度，那么杨贵妃就是杨柳细腰的娇弱美人;如果是批判态度，杨贵妃就是在周昉美人图基础上被丑化的肥贵妃。
史家、文人和画家就这样共同参与，构建了中国文化里对杨贵妃作为胖美人的想象。
有趣的是，杨贵妃的故事很早就已经东传到了日本和韩国。因为并没有受到中国史书女子祸国论的影响，在东瀛的杨贵妃形象既没有被妖魔化，也没有发福成肥贵妃，倒是在“物语”的文学叙事中，成了一个为爱而困扰的美丽女子。
学术界一般认为，《长恨歌》和白居易文集一起，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7年)传入日本，差不多正好就是《长恨歌》在中国流行的年代。而杜甫和李白的杨贵妃题材作品并没有被同步过去而产生对美人的负面影响。因此，日韩文学中的杨贵妃故事，主要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为底本，作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非历史事件展开创作的。日文文学里的杨贵妃，是一个完全去政治化的存在。而韩国文学中的杨贵妃，更是成为一种描述美女时的模式化标尺。
相比中国文人对杨贵妃的批判和毒舌，日韩的传统文人们都惊人地喜爱着杨贵妃。白居易《长恨歌》的凄婉艳丽，竟无意中暗合了日本文学“物哀”的传统，因此衍生出无数创作。相思的纠结、分离的决绝、孤身的哀婉、深爱的落寞，纯爱系画风在这个文化里果然是一脉相承的。
文人们怀着异常的怜惜，甚至舍不得让杨贵妃死掉。相当多的作品比如《俊赖髓脑》《唐物语》和《今昔物语集》里，杨贵妃本就是仙人，死后只不过是回到了蓬莱仙境，正符合蓬莱在日本的传说。日本中世小说《太平记》里面的杨贵妃，则是天女化为露珠降在人世出生，有几分像《竹取物语》的赫映姬的出生。总之都是极尽美化之能事，和中国笔记体里杨贵妃或妖邪或淫乱的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还有相当一些作品让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就这样代替中国接收了这个大美人。
比如《曾我物语》里的杨贵妃，化作了日本名古屋的热田明神。至于一个日本的神好端端为啥要跑去做中国皇帝的妃子呢?于是又衍生出了一些奇怪的情节，比如热天明神化为杨贵妃，是为了迷惑唐玄宗，让他忘记远征日本的计划，因此保住了日本。
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杨贵妃流亡到了日本，山口县大津郡因此成为“杨贵妃之乡”。女影星山口百惠2002年时甚至公开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引发热议，毕竟在东瀛印象里，杨贵妃已经是美的化身。死在马嵬坡下的贵妃，倘若得知自己有了这样一门远东亲戚，想必黄泉下也会微笑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