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Drew Gilpin Faust给2008年本科毕业生的演讲
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这所备受尊崇的学校历来好学求知，所以你们期待我的演讲能传授永恒的智慧。我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这身打扮也许会把很多我的前任吓坏，还可能会让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于消灭女巫的事业中去，让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出现在如今的“泡沫派对”上。但现在，我在台上，你们在底下，这是一个属于真理、追求真理的时刻。
你们已经
让我们把这个毕业典礼想象成一个问答式环节，你们是提问者。“福斯特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苦读四年是为了什么?福斯特校长，从你四十年前大学毕业到现在，你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在提出问题让我回答，只不过你们把提问范围限定得比较小。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还有你们提问的动机，这是我更感兴趣的。
其实，从我与校委会见面时起，就一直被问到这些问题，当时是2007年冬天，我的任命才宣布不久。此后日渐频繁，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我在莱弗里特楼吃晚饭，在我专门会见学生的工作时段，甚至我在国外遇见毕业生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课程，不是教师辅导，不是教师的联系方式，也不是学生学习生活的空间。实际上，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反复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毕业生中，有那么多人进入金融、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
要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方式。比如威利-萨顿式的。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儿有钱。”你们中很多人都在经济学课上见过克劳迪娅-戈尔丁和拉里-卡茨两位教授，根据他们从70年代以来对学生择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他们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融行业有极高的金钱回报，还是有很多学生选择了其它工作。
确实如此，你们中有37个人已经和“为美国而教”签约;有一个会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疗法;还有一个将投身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研究
高额的薪水、几乎难以拒绝的招聘方、能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工作、享受生活，以及有趣的工作——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些选择。你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决定过这样子的生活，至少在一两年之内是这样。另一些人则认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但是，你们还是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更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如果戈尔丁和卡茨教授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金融行业的确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么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会让你们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不尽合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被迫或必须，而非自愿呢?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的其实是生活的意义，只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伪装的——提问角度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观察、可度量的现象，而不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令人尴尬的形而上学范畴。“生活的意义”——是个大大的问题——又是老生常谈——把它看成蒙提派森的某部电影的讽刺标题或者某一集《辛普森一家》的主题就容易回答，但是当作蕴含严肃意义的话题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但是，暂时抛开我们哈佛人自以为是的圆滑、沉着和无懈可击，试着探寻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们不想自己的生活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要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如何协调这两个目标。你们不知道在一家有着金字招牌的公司里干着一份起薪丰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财富，是否能满足你们的内心。
你们为什么担心?这多少是我们学校的错。从一进校门，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领袖，你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是我们的依靠，你们会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反而成了你们的负担。其实，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你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表现出服务精神;你们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透露出你们对这个星球未来的关注;你们积极参与今年的总统竞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现在，你们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以上这些成绩与择业结合起来。是否一定要在有利益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必须选择，你们会选哪个?有没有可能两者兼得呢?
你们问我和问自己的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关于价值、关于试图调和有潜在冲突的东西、关于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你们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刻，需要做出抉择。只能选一个选项——工作、职业、读研——都意味着要放弃其他选项。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有得有失——一扇门打开了，另一扇却关上了。你们问我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关于舍弃的人生道路。
金融业、华尔街和“招聘”已经变成了这个两难困境的标志，代表着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要远比选择一条职业道路宽广和深刻。某种意义上，这些是你们所有人早晚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从医学院毕业并选择专业方向——是选全科家庭医生还是选皮肤科医生;当你获得法学学位之后，要选择是去一家公司工作，还是做公共辩护律师;当你在“为美国而教”进修两年以后，要决定是否继续从事教育。你们担心，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清楚，你们所受的教育是让你们不仅为自己，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更要为你们身边的世界创造价值。而现在，你们必须想出一个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还有另一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趋之若鹜地选修“积极心理学”——心理学1504——和“幸福的科学”，想找到秘诀。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出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长大。调查表明，年长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幸福感比年轻人更强。不过，你们可能不愿意等待。
我听过你们谈论面临的种种选择，所以我知道你们对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感到烦恼——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定义成功，才能使之产生并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钱和名望。你们担心经济回报最多的选择，可能不是最有意义或最令人满意的。但你们想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生存，不论是作为艺术家、演员、公务员还是高中老师?你们要怎样找到一条通向新闻业的道路?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和论文，你们会找到英语教授的工作吗?
答案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论是绘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不去尝试做你喜欢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人生之路很长，总有时间去实施备选方案，但不要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将其称为择业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同学们分享。不要因为觉得肯定没有停车位了，就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车位已满，再绕回来。
你们可能喜欢投行、金融或咨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也许你们和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时遇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
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要是你在醒着的时间里超过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们问问题，既是在问我，更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在选择道路，同时又质疑自己的选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确定自己所选的路对不对。这是最好的消息。这也是，我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错。
关注你的生活，对其进行反思，思考怎样才能好好地生活，想想怎样对社会有用：这些也许就是人文教育传授给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们自觉地生活，赋予你寻找和定义所做之事的内在意义的能力。它使你学会自我分析和评判，让你从容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掌控其发展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实的liberare ——自由。
它们赋予你开展行动、发现事物意义和作出选择的能力。通向有意义、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让自己为之努力奋斗。不要停歇。随时准备着改变方向。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经常回来，告诉我们过得如何。
按照这所古老大学的奇怪的传统，我应该是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我就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一样——这个打扮也许已经吓到了我那些高贵的先人们，让他们以为是巫婆现身（校长是女的，译者注）。这会让英克利斯（Increase）和考特恩（Cotton）父子俩（他们反对清教，译者注）忍不住想审判我的。但是，我还是要站在这儿，跟你们聊聊。
你们已经上了四年的大学了，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大四一个班的学生。那么，经验是什么？也许你们应该搞清楚。也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我可能就会以哈佛法学院惯有的风格，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自说自话。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都做到了——不管程度多少。但我最近才知道，从5月22日开始你们就没有晚饭吃了。虽然我们会把你们比作已经从哈佛断奶的孩子们，但我从没想到会这么彻底。
再让我们来说说那个自说自话吧。让我们把这个演讲看作是一个答疑式的毕业生服务，你们来提问题。浮士德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哈佛读四年？校长，四十年前你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肯定学到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地说出我当时生活的每个细节，和我获得布林莫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但请注意，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
其实，这个答疑环节你们早就从我这儿预定了。你们问的问题也大概就是这类的。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回答，还在想：你们为什么为这么问。
听我的回答。2007年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当我在Kirkland听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我要用的是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译者注）的回答。你们可能知道，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它的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作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作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量度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涵义了。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你们为什么要焦虑？说起来，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有错。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精英，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我们都要依靠你们，因为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让你们个个都胸怀大志。你们会去做各种不平常的事情：在课外活动中，你们处处体现着服务的热情；你们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因为你们关注地球的未来；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你们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改革的热衷。
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迷惘了，不知道这些在做职业选择时都有什么用。如果在有偿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做个选择，你们会怎么办？这二者可以兼顾吗？
你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试图调和那些潜在竞争的`东西、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等等。现在的你们，到了要作出选择的转换阶段。作出一个选择——或工作、或读研——都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其他选项的机会。每次决定都会有舍有得——放弃一个可能的同时，你也赢得了其他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们的问题差不多就等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的迷茫。
金融业、华尔街、招聘就是这个困境的标志，它带来了比职业选择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不管你是从医学院毕业当了全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从法学院毕业进了一家公司或者作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还是结束了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项目，在想要不要继续教书，这些问题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困扰你们。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且还要为你们周围的人而活。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你们焦虑——这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一拥而上地去选修成功哲学和幸福的科学，想从中找到秘诀。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答案：长大。调查数据说明，越老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比年轻的人感到更幸福。但可能你们都不愿意等。
当我听着你们说你们面前有如何的选择时，可以听出来，你们在为搞不明白成功和幸福的关系而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成功，不仅能带来金钱和名望，还能让人真正地幸福。你们担心工资最高的工作，不一定是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你们想过没，艺术家、演员、公务员或者高中老师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在媒体圈里该怎么生存？你们是否曾试想过，在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研究生学习、写了不知道多少篇
所以，答案就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管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都不试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生活的路还很长，总有机会尝试别的选择，但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这个。
我把这个叫作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和同学们说这些。不要因为你觉得会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你可能喜欢投资银行、喜欢金融、喜欢咨询，它们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也许你和我在Kirkland碰到的一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很有名的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吧。要是你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们要问出这个问题——问我或者问你们自己。你们选择了一条路，也就选择了一份挑战。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到达那儿。这是好事。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作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们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成就了。无论如何，常回家看看，和我们分享你的幸福！
每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算是一个规划。这个习惯似乎从小就有，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至今日，我每年都会和孩子们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用学习的方式来旅行已成为一种传统，而它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成长。
了解整个世界，无疑是每一个旅者内心的动力
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陌生人打交道，都在熟悉各种的第一次。孩子们身处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科技让我们的国籍变得模糊，让通讯变得快捷，让我们不得不适应各种多变的社会环境。所以，孩子们的将来必定是和各种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所以，了解整个世界也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前不久，由教育界、商界领袖共同组成的“美国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刚颁布的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四大技能中把“了解整个世界”作为首项标准列举出来。
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他国的语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比它更重要的是学习陌生的文化与历史，他国的人文与生活。所以，孩子们和我一起品尝其他国家的食物；熟悉交通路线和公共标志；欣赏形式各异的建筑；体会种类不同的宗教现象；体验和陌生人的相处；适应各种气候状况；甚至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的不同味道。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听到孩子们这样的话，这个和我们那里不一样，这个一样，也总会比较，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我们在这样的比较中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扩张了自己的毛孔，也扩展了彼此的胸怀。
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了解世界的方法是每个人整体能力的提升
了解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书籍、影像
每次到一个陌生国家之前，我们都会和孩子们一起进行长达一周的培训，其中包括语言、文化、当地情况和摄影技巧。印象很深的是去意大利之前的一个月就让孩子们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并且在培训中很好的让孩子们对文艺复兴有基本的了解，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卢浮宫的神秘和拿破仑的传奇。简单的语言培训让孩子们可以自己通过海关简单的询问，可以让他们自己找到方向，而当地公交行政标志减弱了他们的陌生感。
到陌生的国家之后，孩子们开始验证之前获悉的资料是否和眼前的一切吻合，开始在陌生的城里使用那些自己熟悉的工具开始行走，开始和当地人和事之间有了碰撞和交流，开始需要借助当地人的帮助来完成一件件我们事先策划好的任务。在陌生的城市，一定要融入他们真实的社会。
我还记得在慕尼黑他们使用地铁公车的运用自如；在柏林到科隆火车站转车的时候他们的忙中有序；在玛丽娅广场写毛笔字引来老外们的围观；在罗马奔波于各种喷泉之间完成城市任务；在菲森的草坪上和外国小孩们踢球。只有让他们充分自由的接触这个社会，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沟通能力，加强团队合作，才能真正提高自己。
孩子们需要和当地的人接触，更重要的是要用当地人的方式生活，使用他们的交通工具，看他们经常去的博物馆，不仅仅是在那里走马观花，而是停留在那里，认真地欣赏，如同我们在卢浮宫整整呆了三天，相比较旅行团对于“卢浮三宝”的照相工作，我们是何等的自由。夜晚，我们在埃菲尔铁塔前草坪上的游戏，看到这个雄伟的铁质建筑夜晚的亮灯后，踩着巴黎夜晚的灯光晃晃悠悠的坐着地铁后来青年旅社。
和孩子们“浪迹”在国外的'日子里，总会遇到人问：“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的旅游都是大巴车里，而孩子们总是在学习语言。当我们的孩子们自豪的回答“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我想，不仅仅以“语言”为目的的出国活动也代表孩子们成长机会的多样性和中国父母们思想的变化。
在这个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我们的旅行也需要与世界接轨。
带着激动和疲惫、收获与成长，我们完成了旅程，但这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离开了那里，但却把对陌生国度的思考也一并带了回来，除了留在脑子里的回忆，我们还有
“认识自己，了解世界”
每一次到陌生城市或者国家，从学习和成长入手的旅行方式都能有效的帮助孩子们在大脑里构建自己的思考模式，他们知道在陌生的地方需要向哪些机构需求帮助，他们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完成任务，而当一个人处于陌生环境下，他的优点和弱点都会显示的异常清晰，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
不仅是孩子们，每次，当我和孩子们面对这样的陌生冲击时，我也在成长，我也每一次都看到了更加清晰的自己。当孩子们在成长中一次次的面对陌生的环境，那么，当他们长大后要面对的各种陌生环境都不会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模式。
很多人会说，孩子太小了，让他们在七八岁出国他们能记住什么？更别说在低幼的孩子了。他们什么都不懂。其实，这是我们对孩子们的误解，通常情况下，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获得什么，我们会通过他的表达或者他的改变作为判断的标准。但对于一个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表达能力不足以让他们清楚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收获反映他们的成长，于是大人们很武断地说，他们年龄太小了，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以后都记不得。其实，也许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等他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不记得的，但对于他在接下来一年的成长绝对意义非凡。
也许我们不用带他们出国，但是经常到不同的环境看到、听到、感受到一样和不一样，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能在陌生喧闹的人群中鼓起勇气去听去看去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哈佛大学的一任校长曾经说过，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从小开始的一种旅程是扩展生活的广度的起点，我喜欢那句话：“Life is not adestination,but a jour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