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刑事上诉状范文1
上诉人：赵XX，男，汉族，xxxx年9月26日生，四川省xx市人，身份证号xxxxxxxxxxxx，住xx省xx市xx区xx乡xx街XX号，现在押。
上诉人因交通肇事一案，不服大理市人民法院于xxx年9月15日作出的“(xxx)大刑初字第301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如下：
一、对于该判决书判定上诉人赵XX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上诉人不持异议。
二、上诉人认为该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1、上诉人赵XX系初犯，没有前科。上诉人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之前科。且上诉人从领取驾驶执照至事故发生前，一贯遵守交通规则，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纯属偶然的意外。
2、上诉人赵XX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如实供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归案笔录显示，赵XX归案前，接到公安交警部门的电话后，两次积极主动地协助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并对事发当时的情况进行回忆，能如实供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听从公安机关的安排，表现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
3、上诉人赵XX归案后主动要求对本案受害人的家属作出赔偿，愿意承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虽然上诉人赵XX处于被羁押状态，但在上诉人家属及肇事车主的努力下，已经对事故中的死者彭素丹及16名伤者中的15名伤者先行进行了民事赔付，仅有伤者尹XX因锁骨骨折需在4个月复查期之后主张赔偿而尚未进行民事赔付。
4、本案交通事故的对方驾驶员殷XX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理市公安局交警二大队“大公、交二认字(xxx)第102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殷XX所驾驶云L16118大型卧铺客车发生事故时的速度为77KM/h,在限速为40 KM/h的事故发生路段而言，超速达到92.50%，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正是由于云L16118大型卧铺客车驾驶员殷XX的严重超速行为遇到被告人赵XX的实线超车行为，才导致了致人伤亡的`严重交通事故。
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适用缓刑，理由如下：
1、上诉人赵XX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档考虑量刑。
2、结合本案事实及根据上诉人赵XX的实际情况，请求上级法院对上诉人赵XX适用缓刑。
(1)上诉人赵XX除具备上述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外，还存在困难重重的家庭困难。赵清松2009年离婚，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家中还有没有劳动能力的将近70岁的老母亲。这样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赵XX是唯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个家庭需要上诉人赵清松去支撑。
(2)上诉人赵XX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其适用缓刑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又不会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符合缓刑条件，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综合本案事实情况，依法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认罪态度好、又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上诉人请求上级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和愿意积极赔付相关民事损失的悔罪表现，充分考虑本案交通事故的对方驾驶员殷XX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给予上诉人赵XX从宽处罚。上诉人希望上级法院能够给予从轻、减轻处罚，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赵XX
xxx年10月8日
经典刑事上诉状范文2
上诉人：沙某，男，汉族，xxx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xxx)小店刑初字第6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全案案情
xxx年4月22日14时30分许，上诉人沙某并不认识受害人，也与其没有任何矛盾，是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殴打了受害人李治国，但是，随后就被受害人李治国纠集多名人员殴打至轻伤。上诉人认为不能将双方的互殴行为割裂开，对于本案件的审理，应当将双方的互殴行为综合考量来审理本案件。
上诉人殴打受害人确实不对，但是，李治国纠集多人，使用凶器对被告人殴打更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也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丝毫体现。
二、一审判决没有体现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宗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十一条规定：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伤人的犯罪动机，也与受害人不认识，没有任何矛盾，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受到第一被告的指使，当时不到18岁，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哥们义气，不考虑后果;没有前科，在校表现良好;如实称述案件情况，没有反复，也没有避重就轻;真诚悔过，且在事后上诉人也被李治国纠集的数十人，手持器械殴打成轻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治愈，需要康复治疗，法院应当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司法的公正以及人文关怀，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遵循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原则，对上诉人量刑过重。
2.上诉人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应当对上诉人轻判。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没有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此致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量刑过重刑事上诉状1
上诉人：____，男，xxx年9月14日出生，汉族，________人，初中文化。xxx4年12月31日因涉嫌盗窃被____公安局城区分局取保候审，20xx年5月24日经____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____看守所。
上诉人因盗窃一案，不服____城区人民法院(20xx)城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20xx)城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
2、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量刑。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影响了对上诉人的量刑。
1、上诉人不慎参与的盗窃罪，属于共同犯罪。共同盗窃的犯罪成员中作用明显有区别，应当分清主从、公正量刑。
在上诉人参与的盗窃犯罪中，犯意的产生者、成员的组织者、犯罪主要工具特别是车辆的准备者都是第一被告人YYY，每次销赃后的赃款保管者都是第二被告人 WW.上诉人在盗窃过程中仅仅在开发区那一起他们三人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叫上诉人一起搬动赃物，其余多次上诉人只是为他们开开车门，仅仅起到较小作用，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明显属于辅助和次要性质，应当依法认定上诉人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罚。
由于一审判决在主从犯事实上的认定不清，直接导致上诉人这一法定从轻情节在量刑时被忽略，加重了对上诉人的量刑。
2、上诉人接到公安机关的传唤通知，就及时主动到公安机关，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盗窃犯罪事实，上诉人的这种情节应当在量刑时得到酌情考虑，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认可。
3、为了体现上诉人的悔罪态度，上诉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能够按照司法机关要求随叫随到，并且说服家人积极交纳了罚金5000元，在上诉人参与盗窃金额4736.1元的情况下，交纳罚金的表现也应当在量刑时得到体现，一审判决对此体现不够。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适用法律不公，量刑畸重，根据法律规定，结合上诉人犯罪情节，对上诉人可以宣告缓刑，以体现我国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量刑原则。
1、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2、上诉人在犯罪情节上具有从犯法定情节，又有相当于主动归案的表现，且能全额及时交纳罚金，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符合适用缓刑的要求;从上诉人的犯罪过程可以看到，上诉人是在受人引诱的情况下，没有理智辨别是非，不慎走上犯罪道路的，四次盗窃行为集中在xxx4年8月16日至9月2日的半个月内，此后直到上诉人被取保上诉人没有再参与一次犯罪，上诉人属于第一次违法、是偶犯初犯，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适用缓刑。
上诉人年仅21岁，走上犯罪道路非常后悔，上诉人对不起父母亲人、对不起社会，上诉人有信心改过自新、从新做人，恳请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积极体现我国法律“惩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改判上诉人缓刑。
此致
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
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量刑过重刑事上诉状2
上诉人：沙某，男，汉族，xxx年7月19日出生于xxxx市，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xxx2)小店刑初字第6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全案案情
xxx2年4月22日14时30分许，上诉人沙某并不认识受害人，也与其没有任何矛盾，是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殴打了受害人李治国，但是，随后就被受害人李治国纠集多名人员殴打至轻伤。上诉人认为不能将双方的互殴行为割裂开，对于本案件的`审理，应当将双方的互殴行为综合考量来审理本案件。
上诉人殴打受害人确实不对，但是，李治国纠集多人，使用凶器对被告人殴打更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也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丝毫体现。
二、一审判决没有体现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宗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十一条规定：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伤人的犯罪动机，也与受害人不认识，没有任何矛盾，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受到第一被告的指使，当时不到18岁，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哥们义气，不考虑后果;没有前科，在校表现良好;如实称述案件情况，没有反复，也没有避重就轻;真诚悔过，且在事后上诉人也被李治国纠集的数十人，手持器械殴打成轻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治愈，需要康复治疗，法院应当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司法的公正以及人文关怀，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遵循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原则，对上诉人量刑过重。
2.上诉人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应当对上诉人轻判。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没有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此致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最新刑事申诉状(盗窃罪)1
申诉人：郑某明,男。
申诉人因盗窃一案，对某县人民法院(xxx1)某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书不服，依法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某县人民法院(xxx1)某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书。
2、判决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是一起重大冤案，申诉人根本未参与盗窃。
基本事实是：xxx1年6月14日晚12点，同乡郑某亮在某县某公园睡觉，被巡防员带走调查，随后郑某亮被放出来，打电话要申诉人接他回旅店，申诉人打车去接郑某亮，结果巡防员将两人一起扣押，民警在郑某亮放在旅店的黑包里发现赃物，就认定是共同盗窃。可申诉人根本就不知道郑某亮黑包里是什么东西。民警就开始实施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让申诉人跪地，戴手铐，然后踢足球一样拳打脚踢地暴打，申诉人牙齿碰掉了，痛得头冒大汗，快要昏倒，就咬舌自尽，民警才暂停暴打。此后，不断折磨我，逼迫我签字，为了保命，我只有先签字。送到看守所后，管教发现申诉人多处青紫，牢友也发现申诉人已成残疾。申诉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补充侦查、法院四次庭审过程中，都作无罪辩解，一再强调那些供述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强迫自己签字的，与自己所说的完全不相符。
二、原审认定申诉人犯盗窃罪，完全是一起冤案，申诉人根本未参与盗窃，指控申诉人的证据也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1、指控我的有罪证据之一是同案犯郑某亮的供述，可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在没有其他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仅有郑某亮的口供也不能认定申诉人参与盗窃，而且郑某亮在第四次的庭审中，也改变了供述，承认申诉人未参与盗窃。可见，仅凭郑某亮矛盾的供述不能认定申诉人参与犯罪，否则就会产生冤案。
2、指控申诉人的有罪证据之二是申诉人自己曾经作过有罪供述。可是申诉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补充侦查、法院四次庭审过程中，都作无罪辩解，一再强调那些供述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强迫自己签字的，与自己所说的完全不相符。这样的多次叫冤的供述，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而且刑讯逼供是明显可以认定的，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都是违法无效的。
3、 指控申诉人的有罪证据之三是铁皮剪，可是铁皮剪根本与犯罪无关，可以现场勘查，而且郑某亮也承认他不是用铁皮剪作案的。
4、指控申诉人的有罪证据之四是其他证据，可是其他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申诉人参与犯罪。
由此可见，本案明显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诉人参与盗窃。
三、充分证据证明，申诉人被公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受伤致残，法律规定，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应予排除。
1、检察员、法官、律师、看守所管教、牢友多次劝说申诉人认罪，小小的盗窃案，又退赃又认罪，很快就能出去。可是申诉人对此冤案决意抗争，情愿多坐牢也要司法机关明察。刑满释放后，抛下事业和家庭不顾，马上到江西申诉。这抗争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申诉人蒙冤。
2、申诉人现有的牙齿脱落、腰间盘突出、手脚伤残都足以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
3、同案犯郑某亮也供述公安人员对其实施了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这与申诉人的供述能够相互映证。同案犯郑某亮一直被司法机关认为态度很好，即便这样，民警都要对其刑讯逼供，可见申诉人不认罪就更加要面临暴打。
4、申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某县人民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也可以反映申诉人受伤致残的事实。
5、申诉人出狱后到附属医院所作的检查报告单也反映申请人的伤残情况和受伤时间能够相符。
6、申诉人出狱后找到之前的人身保险合同，还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均足以证明申诉人以往身体健康，没有伤残。
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能排除刑讯逼供重大嫌疑的情况下不应采信的证据却予以采信，未按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本案。
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在侦查工作实务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该种现象越来越隐蔽，难以取证，弱势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难以保存和获取证据证明。有鉴于此，《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一条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五、原审程序违法，剥夺申诉人的上诉权。某县人民法院有关法官劝申诉人不要上诉，某县看守所不让申诉人上诉，不给纸笔，剥夺申诉人的上诉权。
六、出狱后，申诉人多次向某县、市的法院、检察院等机关恳求调取案件材料复查，但是没有人理睬。不调取案件材料，错案申诉的渠道就被堵死。有关机关踢皮球的做法剥夺了申诉人的法律规定的申诉权。在此，我恳请贵机关监督此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疏于审查，恳请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再审，判决申请人无罪，否则申诉人会一直申诉，以死抗争!
申诉人：
二〇xx年十月九日
最新刑事申诉状(盗窃罪)2
申诉人：张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母，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aaaaa.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7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xxx7年12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7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xxx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xxx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xxx7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xxx1年 月 日
附：(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