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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父子治家格言

时间:2025-05-02 16:53:55

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_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 “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 (公元185—269年),西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徵。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 “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 《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 《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教子》中说: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 《家范》中则说,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 《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 “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 《颜氏家训》中的 “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 “威严”与 “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 “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 “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承家风家训演讲稿_2

人一出生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

古语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家庭是用家规来教导儿女的呢?正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儿女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家庭开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是因为,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会了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才知道如何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和谐交往。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视从家庭开始就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传下来了很多家规、家训,如《颜氏家训》《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而由清朝的李毓秀根据古圣先贤的教导编写而成的《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人生第一规”。《弟子规》仅1080个字,360句,内容分为入则孝、出则悌、谨、信、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等七个部分,言简意赅地把一个人一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和礼仪概括地淋漓尽致。可以说,古人修身、齐家、治国、维护和平的教育总纲,全部体现在《弟子规》的教学中。有人把《弟子规》比作“人生的交通规则”:如果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做人如果不学习力行《弟子规》,就会导致人伦关系的紊乱和人际交往的冲突。

《大学》中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弟子规》中特别强调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其编写次序是中国古人教育经验的总结,符合教育的规律。《弟子规》强调:“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就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也就是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悌,次见闻”。

《弟子规》的这句话还强调,道德教育同样也是有先后次序的,那就是“百善孝为先”,即从对父母的孝心开始,培养起一个人“泛爱众”的能力。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且,把孝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而孝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弟子规》上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一个时时想到不让父母蒙羞的小子,自然不会贪腐收人贿赂、违法乱纪。所以《孝经》也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培养儿女,是希望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所以当儿女在竭心尽智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尽忠的时候,就是在尽更高层次的孝。而一旦儿女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父母的不易,也能够设身处地体会到他人父母的不易,进而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大孝是能孝天下之父母。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有一个孩子学了一段时间的《弟子规》之后分享说:“我在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这句话发人深省。我们经常说:“你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吗?”但是仔细想想,现在的孩子从哪里能学到孝敬父母呢?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都是大家庭,孩子从他父母对待长辈的态度上就学到了孝敬父母,到学校,老师教给他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孝敬父母。所以他从小就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但是现在的孩子基本上生活在三口之家。父母偶尔带着孩子回祖父母家一趟,到了那里大吃大喝一通,留下的是杯盘狼藉让父母去收拾。所以这个孩子从哪里能学到孝敬父母呢?

另一个孩子说:“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一天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去谋害父母。”他的母亲坐在下面听得眼泪唰唰地流。因为平时她说起儿子的时候是一脸的骄傲:“我这个儿子特别地聪明,奥数竞赛一等奖,不仅如此,还多才多艺,弹钢琴获得国家的几级证书。”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在父母心中如此出色的孩子,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让父母伤心的话。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如果没有从《弟子规》开始,培养起孩子孝亲尊师、谦恭有礼的品质,反而让孩子学了很多的知识何技能,结果是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学得越多,就越不把父母老师放在眼里。

可见,“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无规矩不成方圆”。《弟子规》作为人生第一规,以简要详明的语言涵盖了古圣先贤所概括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大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功夫: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世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待人原则等等,不仅孩子需要学习,大人也需要补习;不仅家庭需要学习,企业、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些内容是古圣先贤真实智慧的流露,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结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不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不仅在中国适用,在外国也适用。

《弟子规》究竟是本什么书

首先,《弟子规》不是国学经典。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最初由清代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1647-1729)编纂,后经清代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虽然后人将《弟子规》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相提并论,实际上《弟子规》不是一般童蒙读物,其内容主要参考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所编纂的《小学》、《童蒙须知》。朱熹根据童蒙养正的宗旨,摘录儒家典籍中有关道德礼仪的句子、名人治家教子的格言等,重新汇编,罗列为具体条规。《童蒙须知》开篇就说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弟子规》中所列举的各种具体规矩就吸纳了上述内容,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之类,属于朱熹所谓“衣服冠履”方面;“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之类,属于朱熹所谓“读书写文字”方面。

朱熹一派的理学家先后对《小学》《童蒙须知》进行改编,曾采用过五言(陈淳《小学诗礼》)、三言(李毓秀《弟子规》)及四言(罗泽南《小学韵语》)等韵语形式,删减或裁剪原文的语句,使儿童便于诵读记忆。当时的改编者和私塾教师自然清楚这些童蒙读物的内容来源,不会将片段的韵语称为经典本身,否则就不会一再加以改编了。今天的学者也不妨从儒家经典中取其精华,编写新的“小学”读本,或者对《弟子规》稍加改编。但有人说《弟子规》一字不能改,否则就不是国学经典了,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其次,《弟子规》并非必读的儒家经典。

古代教育对小学、大学有明确区分,所谓小学属于八岁开始的“童蒙之学”,主要学习的是为人弟子在言行举止方面的规矩,而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元代人程瑞礼规定私塾读书的日程是,自八岁入学之后,先读朱熹《小学》;在十五岁后“依朱子法读《四书》注”。这种阅读顺序,早在宋人编纂的《三字经》中已有说明:“唯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然后读《孝经》、读“五经”等。晚清理学家罗泽南的《小学韵语》也写到:“《小学》一书,做人样子,儿曹诵读,当自此始。《小学》既终,四书宜知,四子之书,五经阶梯。”如果说朱熹所阅读的儒家经典是原文本,其《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摘录和汇编,而后人参考朱熹《小学》而改编的童蒙读物,已经是第三层次了。所以,《弟子规》本身只是一种童蒙读物,或者说是儒家通俗读本,而不能称之为儒家经典。

晚清民国时期,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教育体系根本变革的大背景下,关于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曾经有过多次论争。1904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皆设读经讲经科,初等小学堂讲授《孝经》、《四书》、《礼记》节本,其中并无《弟子规》。1912年初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35年关于中小学是否应该读经再次引发论争。无论争论各方的观点如何,所谓读经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传统的童蒙读物是不在其列的。同样,关于“国学”是什么,是否应该提倡国学,学术界也有过争论。1923年初胡适、梁启超相继为留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所列举的都是中国文史方面的典籍,根本不可能杂入通俗浅近的童蒙读物。那一时期出版的数十种“国学概论”中也没有《弟子规》的位置。由此来看,在当今的“国学”热潮中,出版社将《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一律冠之以“经典”、“国学”,甚至加上“不能不读”的标签,是缺少历史依据的“炒作”。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读《弟子规》。

针对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缺失底线的现象,人们自然希望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拯救的力量。特别是儒家的孝道观念,作为维系个人与家庭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道德标尺。《弟子规》主要讲述儒家的伦理观念和弟子规范,也可以成为今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读本。但要理解《弟子规》的意义,必须将其放置在朱熹理学的体系之中。

《弟子规》主要讲述的是古代“小学”层面的礼仪规范,而在家庭伦理中“事亲”是最为重要的,从“父母呼”开始,到“亲所好”、“亲有过”、“亲有疾”等等,都有详细的规范。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其作为古代礼教的基础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其中有的规范是不近人情也是不能效仿的。例如,“挞无怨”一句,出自《礼记·内则》,晚清罗泽南《小学韵语》解释:“三谏不听则号泣以随之,亦以感动亲心,庶几或听也。”这已经略去了“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的意思。今天却有“美绘国学启蒙读本”为此配上卡通图,表现父亲举手要责打孩子而孩子委屈抹泪的样子;有的版本还增加古代孝子忍受父母责打的故事作为解说,这种宣扬严苛礼教的内容,即使是与民国时期的增补本《弟子规》相比也是一种倒退。民国新式小学建立后,有的国语、修身教科书中保留了“孝亲”和弟子日常规矩等属于朱熹“小学”教育的内容。民间书坊刊刻的《弟子规》则通过新增插图等方式,来拼接西学知识,例如,一种版本针对“天同覆,地同载”两句,插入了一张“天覆地载”图,竟然是半个地球。这说明在新式小学建立后,《弟子规》是主要在乡间义学中流传的儒家通俗读物,其文本形式也是可以改编的。

朱熹《小学序》讲述了小学教育的意义:“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相互联系的,但修身是根本。“蒙以养正”的儿童教育,不仅是要学习为人弟子的规范,更包含着从个人到家庭、从治国到平天下的“类推”关系。《弟子规》在“总叙”中列出“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正是遵循“圣人训”而来的,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落实到言行举止的具体规范,不仅可以使儿童身体力行,还可以培养类推的思维,表达了儒家对童蒙教育的深层用意。这种类推思维涉及各种伦理关系,即使在当今,个人注重修身立德,又能推己及人,必然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中,“事亲”之孝行不能推及“事君”之忠(有人解释“君”是“领导”)。而且,《弟子规》仅仅是童蒙读物,主要讲的是为人子弟(“为子当孝,为弟当悌”,对女子另有《女诫》《女论语》等读本)的规矩,不可能完整阐释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也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所以,不宜将《弟子规》的价值推及各个层面。

在当今社会文化多元、道德观念混杂的环境中,通过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无论是儒家的君子规范,还是道家的返璞归真、佛教的内在修行,都可以约束个人的内心以及外在行为,激发向善力量,提升精神境界,抵抗世俗世界的污染。目前的小学教育体制中缺少基本的“修身”科目,从童蒙养正的角度,让儿童阅读《弟子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对童蒙读物的价值应该参照历史,加以辨析,不能过分拔高。特别要看清楚当今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声势是史无前例的。这会有意无意地对普通读者造成误导,以为凡是被大众媒体关注的,就是更有价值的(就是“国学经典”),就应该跟风而动,于是人云亦云,炒作愈烈,声浪愈高,反而使人们失去了理性的思考和质疑精神,可以说大众媒体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国学”的含义。

一、关于立志的家训

1、不要空言无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陈毅《示儿女》诗)

2、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陈毅《示儿女》诗)

二、有关于勤学的家训

1、多读书达观古今,可以免忧。(家诫要言)

2、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陈毅《示儿女》诗)

3、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4、良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增广贤文》)

5、读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家诫要言)

6、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治家格言)

7、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增广贤文》)

三、关于惜时的家训

1、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增广贤文》)

2、莺花忧怕风光老,岂可教人在度春。(《增广贤文》)

3、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增广贤文》)

4、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增广贤文》)

5、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增广贤文》)

6、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增广贤文》)

7、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增广贤文》)

四、关于仁爱的家训

1、百善孝为先。(《赠广贤文》)中国传统文化

2、孝当竭力,非徒养生。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增广贤文》)

3、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治文贤文)

4、毋令长者疑,毋使父母怒。(家诫要言)

5、当少壮时,须体念衰老的酸辛。(《增广贤文》)

6、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

7、早把甘旨当奉养,夕阳光景不多时。(《增广贤文》)

8、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增广贤文》)

9、尊师而重道,爱众而亲仁。(《增广贤文》)

11、孤寡极可念者,须勉力周恤。(家诫要言)

11、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增广贤文》)

12、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增广贤文》)

13、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增广贤文》)

14、责己之心责人,爱己之心爱人。(《增广贤文》)

15、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冶家格言)

16、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增广贤文》)

17、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增广贤文》)

18、远山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增广贤文》)

19、泯躯而济国。(颜氏家训)

21、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陈毅《示儿女》诗)

22、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增广贤文》)

五、关于修养的家训

1、乖僻自是,悔误必多。(治家格言)

2、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需平心暗思。(治家格言)

3、施恩无念,受恩莫忘。(治家格言)

4、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治家铬言)

5、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治家铬言)

6、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治家格言)

7、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治家铬言)

8、知有己不知有人,闻人过不闻己过,此锅本也。故自私之念,萌则铲之,谗谀之徒至则却之。(家诫要言)

9、才能知耻,即是上进。(家诫要言)中国传统文化

11、器量须大,心境须宽。(家诫要言)

11、待人要宽和,世事要练达。(家诫要言)

12、恶不在大,心术一坏,即入祸门。(家诫要言)

13、一念不慎,坏败身家有余。(家诫要言)

14、每事宽一分即积一分之福。(家诫要言)

15、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数说。(治家铬言)

16、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而快私情。(《增文贤文》)

17、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毋固己拙而忌人之能。(《增文贤文》)

18、仗势凌人,势败人凌我;穷巷追狗,巷穷狗咬人。(《增文贤文》)

19、不自恃而露才,不轻试而幸功。(《增文贤文》)

21、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增文贤文》)

21、得意盎然,失意泰然。(《增文贤文》)

22、驭横切莫逞气,遇谤还要自修。(《增文贤文》)

23、以直报怨,以义解仇。(《增文贤文》)

24、贪爱沉溺是苦海,利欲炽燃是火坑。(《增文贤文》)

25、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增文贤文》)

26、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增文贤文》)

27、不因群疑而阻独见,勿任己意而废人言。(《增文贤文》)

28、幸名无德非佳兆.乱世多财是祸根。(《增文贤文》)

29、人有祸患,不可生欣幸心。(治家格言)中国传统文化

30、人极不要跟寻,人愁不可喜悦。(续小儿语)

六、关于俭朴的家训

1、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为维艰。(治家格言)

2、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匆流连。(治家格言)

3、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治家格言)

4、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治家格言)

5、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家诫要言)

6、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增广贤文》)

7、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增广贤文》)

8、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增广贤文》)

七、关于正直清廉的家训

1、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莫甚。(治家格言)

2、官长之前,止可将敬,不可逐膻。(家诫要言)

3、随时莫起趋时念,脱俗休存矫俗心。(《增广贤文》)

4、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增广贤文》)

5、事业文章,随身消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增广贤文》)

6、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福而姿杀生禽。(治家格言)

7、千里不欺孤,独木不成林。(《增广贤文》)

8、毋为财货迷。(家诫耍言)中国传统文化

9、立身无愧,何愁鼠辈。(家诫要言)

11、匆贪意外之财,匆饮过量之酒。(家诫要言)

11、俭以养廉。(家诫要言)

12、钱财如粪土,仁义值于金。(《增广贤文》)

13、丈失一生,廉耻为重。(续小儿语)

14、富贵是无情之物,你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增广贤文》)

八、关于诚实可信的家训

1、许人一物,千金不移。(《增广贤文》)

2、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增广贤文》)

3、心口如一,童臾无欺。(《增广贤文》)

4、人而无信,百事皆虚。(《增广贤文》)

九、关于勤劳进取的家训

1、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治家格言)中国传统文化

2、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家诫要言)

3、颓惰自甘,家道难成。(治家格言)

4、江中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增广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