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类
孙膑
性格：智慧，能屈能伸
事件：庞涓嫉妒，屈尊装疯， 围魏救赵，田忌赛马，
评价：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逾伯牙与钟子期—知音，友谊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韩愈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原道》)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进学解》)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治学名联)
曹操
性格：聪明透顶、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心胸狭窄。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易中天)唯才是举，海纳百川
名句：周公吐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评价：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
横
事件：官渡之战之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二心的，把那些动摇份子都给我揪出来，而曹操没有。曹操发现这些一堆书信，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做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曹操很清楚，他是以弱胜强，老实说，自己心里都没底，何况大家呢，这勾结袁绍又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这都清算不过来，何必要清算呢，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让大家放心，跟着曹某，只要衷诚，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项羽
性格：胸怀大志，士可杀不可辱，忠贞于英雄之名，忠贞于大丈夫之气.自矜功伐
事件：破釜沉舟，霸王别姬，兵败
诗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
“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学武不过能以一抵百，籍要学便学万人敌!”
评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人笑?他的失败原因‘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当其败北之时，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而项羽向天长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何面见之?纵不言，籍独无愧于心?’英雄一世却没能战胜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了一线生机。”
刘邦
性格：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事件：约法三章，赢得民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瓦解军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评价：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
唐太宗
评价：不拘一格用人;知人善任，虚怀若谷;轻徭薄赋，劝课农桑
魏征
品质：忠心耿耿，善于直谏，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见《谏太宗十思疏》)
评价：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唐太宗)
李煜
评价：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本无心争权夺利，一心向往归隐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个意外，无奈命运弄人，也是刻于历史卷宗上的亡国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功过事非，已成历史之轨迹……
作个才人真绝代, 可怜薄命作君王
词句.：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长相思》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
孟尝君：鸡鸣狗盗
平原君：毛遂自荐
信陵君：尊礼侯生，窃符救赵
春申君：受命赴秦，辅国持权，丧命荆门
共同特点：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于世
竹林七贤(
阮籍：对礼法之士“青白眼”视之;阮公邻家少妇有美色，当
评价：放浪形骸，放荡不羁，崇尚自然，不拘礼法
赞诗：心是空的 骨节却是那么坚硬 结庐于深山处 自得其乐 世界也就远了 即使叶子如何沉默 风一旦来了 那也片片如刀 似剑......什么乱世佳人 抛之脑后 抚琴 喝酒 写诗 也不
李白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这位伟大的漂泊者用他的双脚和诗笔丰富了大唐的山水他的大笔横扫，狂飙突进，于是，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在诗中，诗人灵动飞扬，豪气纵横，像天上的云气;他神游八极，自由驰骋，像原野上的奔驰的骏马。在诗里，诗人一扫世俗的尘埃，完全恢复了他仙人的姿态：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
作品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乐府·将进酒》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评价：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余光中)
一生傲岸 狂放不羁 达不足贵 穷不足悲 藐视权贵 愤世嫉俗 放浪形骸 热情奔放 不屈己，不干人
几乎每一个人在孩童时代都会稚嫩的，奶声奶气地吟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在上小学以后，孩子们都会齐声朗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在我们意气风发，恰同学少年时，我们都会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他要是想上天，他可以说：“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是想去咸阳，他可以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要是高兴，他说：“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他可以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他要是伤心，他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乐是酣畅万古情，悲是同销万古愁)他要是形容自己发愁，就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他要是送朋友，就是“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如果朋友送李白，他会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流浪也是一种归宿：“万里无主人，一身独为客。”李贺说“不须浪饮丁督户，世上英雄本无主”，真正的天地英雄是没有君王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放逐的人，三年的宫中生活对他来说并不过是个穿越，而真正相伴终生的是美酒，明月，是放荡不羁，是“不屈己，不干人”。(摘自于丹教授的一次演讲)
杨修
评价：才思敏捷，聪颖过人，舌辨之士，恃才放旷，得到曹操赏识器重，委以“总知外内”的主薄，成为丞相曹操身边的一位高级幕僚谋士，理应算得上一位重臣。在发生了阔门、一盒酥、曹操梦中杀人、吴质等事件后，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曹操对杨修心中已暗存芥蒂，暗暗忌之戒备之，直到后来杨修又暗中插手废立太子之事，引起曹操极度不满和嫉恨。
事件：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屈原
品格：热爱祖国、志洁行廉，刚正不阿，坚持理想，太过执着(反面用，渔父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事件：开创新诗体—楚辞(创新)、投汨罗江自尽(与渔父的对话)
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余心之所向也，虽九死其犹不悔矣。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评价：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奋，著成信使照尘寰。(司马迁)
世界文化名人。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
勾践
事件：曾败于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 ，发愤图强，终成强国。公元前473年灭吴。
相关成语
兔死鸟烹——比喻给统治者效劳的人事成后被抛弃或杀掉。
鸟尽弓藏——比喻事情成功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
(注：他成功以后，剪除了他夫人和文种，验证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对联，前一句讲得是项羽， 项羽破釜沉舟，最终以少胜多，大败秦军，成了上将军。后一句讲的是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报了会稽之耻。)
马谡
性格：刚愎自用，纸上谈兵
相关事件：诸葛亮失街亭
阿炳
他看不见一切，但是他看得清一切。他敢于切中时弊，抨击社会黑暗，用富有激情的语言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人们称阿炳是三不穷：人穷志不穷(不怕权势);人穷嘴不穷(不吃白食);人穷名不穷(正直)。
主要作品：《二泉映月》
吴道子(画圣)
少年时孤苦穷困，随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
岳飞(很重要，见摘抄本)
精忠报国、廉洁奉公、严于律子，宽于待人等
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和著名诗人，政治家。具有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作品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王昭君
典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程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撕裂她的心肝;悲切之感，使她心绪难平。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后来，“落雁”也就成了王昭君的雅称了
赞词：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
歌曲：王昭君
闷坐雕鞍 思忆汉皇 朝朝暮暮暮暮朝朝 黯然神伤 前途茫茫 极目空翘望 见平沙雁落 声断衡阳 月昏黄 返照雁门关上 塞外风霜 悠悠马蹄忙 整日思想 长夜思量 魂梦忆君王 阳关初唱 往事难忘 琵琶一叠回首望故国 河山总断肠忆家庭景况 桩萱恩重隶梦情长 远别家乡 旧梦前尘 前尘旧梦空惆怅 阳关再唱 触景神伤 琵琶二叠凝眸望野草 闲花驿路长问天涯茫茫 平沙雁落大道霜寒 胡地风光 剩水残山 残山剩水 无心赏 阳关终唱後事凄凉 琵琶三叠前途望身世 飘零付杳茫嘱君望古阳 魂归汉地目赌朝阳 久後思量地老天长 天长地老 长怀想 一曲琵琶恨正长
刘禅(shan)
正面评价：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知人善任，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负面评价：平庸昏聩、乐不思蜀、付不起的阿斗
吴三桂
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
李自成
李自成骑马走进皇城以后，几年来要取代明朝的梦想今日实现，一时志得意满，心花怒放，此时此刻，在马上他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
苏轼
事件：“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年少轻狂)乌台诗案，流放黄州，
名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评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磨难面前，苏轼是洒脱的、旷达的、无所谓的。“乌台诗案”，他九死一生，“穷交旧绝”，这样的新怨旧恨，在《卜算子》词中他只说“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用陈述的语调，平缓而深沉的语气表达“有恨无人省”的`人生的孤寂和悲哀。他没有窦娥般地呼天抢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也没有《黍离》行人样地感慨忿
然而，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结果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个人毕生理想的毁灭，才大如海而无用武之地，“事业荒唐”徒见人老，这毕竟是人生的莫大悲哀。苏轼旷达的背后是藏着厚重的无奈和忧愁的。他一生之所以写了大量的诗词文赋便是最好的明证。这是“不平则鸣”的幽恨，是人世间悲极后的哭泣。这正是苏轼的本色，苏轼的伟大!
杜甫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春望》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登高》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司马迁
平生简介：
司马迁，西汉人氏，家学渊源，博闻强识，承其父未竟之业，而作《史记》，栉风沐雨，其足迹遍及名山大川。汉武帝时，李广之后陵降匈奴，朝廷重臣皆以叛之，独迁挺身而出，据理而争之，犯颜极谏。然上以其强辩，罪之，终以宫刑处之。可谓飞来(之)横祸，不白之冤(枉)。然迁之意决绝，忍辱含垢，数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其笔锋雄健，可谓大笔如椽，终成鸿篇巨制，洋洋五十万余言，曰《史记》。藏之名山，以示后人知之。
评价：
司马迁所著《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 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
伯夷叔齐
有人不喜欢伯夷、叔齐，说他俩太固执、太死板、太迂腐，理由是他俩不继承王位，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上吃野菜，结果饿死了。
有人喜欢伯夷、叔齐，说这两个人有骨气、有气节、有立场，理由是他们禅让王位，冒死而谏，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坚持了原则，保持了气节
后来学者认为伯夷、叔齐只是在周武王断然拒绝自己的意见后，才采取了与周朝不合作的态度，才跑到首阳山上饿死的，这正是他们执拗性格和独立意识酿出的结果，并非俩人决意要维护腐朽的商王朝。这种看法，颇有新意。
贾谊
怀才不遇：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作品：《过秦论》《论积贮疏》
苏武
高考满分
挥一挥羊鞭，锦帽貂裘，他将其扔进云霄深处;弄一支秃笔，矮纸斜行，他镌刻出对大汉最深切的眷顾。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赤胆忠心：站在忘却与铭记之间、站在逸豫与忧劳之间，他选择了忘却富贵，选择了铭记忠心，给人性涂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擎一支旌节，他怀抱汉匈和睦的夙望，奔走于茫茫大漠;扶一阵驼铃，他阔别长安的歌舞升平，游荡于寒沙衰草;他要用挺直的脊梁，驾起横亘天山，沟通中原的飞虹。
哀叹，当汉使谋反事败;正气，当苏武拒绝折节叛敌;惊诧，当单于面对这个宁死不屈，不为富贵所动的铁血男儿;执著，苏武举起羊鞭，选择作高山雪莲那执著而圣洁的守望。
朔风凛冽，他与冷月做伴;北顾中原，将“生是大汉人，死是大汉臣”的高贵铭记在心灵深处。胡茄幽怨，他与孤冢为伍，怅望大漠飞雪，将“荣华富贵，千金封侯”的许诺忘却得一干二净。地窖冰冷，他将满口毡毛与草皮一块咽下，浑身的热血却沸腾着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铭记祖国，精忠报国。冰雪飘零，他用至情睥睨佳肴美酒，铮铮傲骨却敲响千秋的绝唱———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犹能忘。
好一个永远的苏武!他用睿智，铭记下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在漫天风雪中且行且歌，把那光秃秃的旌节升华为一段千古的惊奇，书写了一段铭传千古的悲歌。
好一个永远的苏武!他用勇气，忘却了单于荣华富贵的引诱，在大漠黄沙中渐行渐远，把那群枯瘦的羊群定格为一段不朽的历史，挥洒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历史不能忘记，在浮华与坚守之间。北海的苏武，那流放于荒山野原的铁血男儿，用不屈与铮铮傲骨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忘却富足，成就气节;铭记祖国，造就伟大。
我明白了，在忘却与铭记之间，在享受与坚忍之间，那行于枯草寒冰之上的苏武，用执著与信念作出了最美好的答案：富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忘却，便是它的最好归宿;忠心，才是历史的永恒;铭记，才是它的精神家园。
壮哉，那永远的苏武!伟哉，那震撼人心的忘记!奇哉，那惊天动地的铭记!雄哉，那一段忘记与铭记的千载颂歌!
永远的苏武。
史铁生
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会长久地怀想下放地穿着开花棉袄吹唢呐的穷吹手，也会在梦里一次次梦见被他使唤过的老黑牛与红犍牛，他激赏刘易斯步态的美感，羡慕刘易斯的力量与速度，他对已经去世的母亲怀有深深的歉疚，对一直关怀和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充满感激之情，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南方周末—宁静的史铁生》 2000年11月25日
鲁迅
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
巴金
《敬寿巴老百岁》中这样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 真心真爱,深意深情。 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
他曾说:“有你在，灯亮着”，这是巴金对冰心的赠言，现在被用来描述我们对巴金的追思。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过时”，且弥足珍贵。
名言：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著作：他，曾是一位世纪老人。他生前凝聚毕生的激情与智慧，写下了《家》《春》《秋》《雾》《雨》《电》《萌芽》《寒夜》《随想录》……为我们留下了千万字的作品。
百里奚
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他依靠出众的才智和超群的谋略，使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为秦国取得霸主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孙叔敖
孙叔敖年少之时，遇见了一条两头蛇，那红红的舌头使孙叔敖十分恐惧，他想起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谁望见此蛇，那么必死无疑了。孙叔敖想：我怎如此不幸，竟正巧遇见这蛇，莫非天灭我也?孙叔敖刚要逃走，却想到：如果我放走了此蛇，那么它还会再祸害百姓的，反正我也肯定要死了，不如试一试能否啥死它，让它不祸害人民了。这个想法在孙叔敖的脑中强烈起来，这个想法使孙叔敖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不再去想自己会不会死，而是飞快地、轻轻的找来一块奇大的石头，对准两头蛇的脑袋用力砸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以后两头蛇终于死了。但孙叔敖却连忙跑回家对母亲说：娘，我快死了，因为我今天竟然遇见两头蛇了!母亲笑着说：孩子别怕，你现在还好好的啊!那只是传说而已，事实并非如此啊!孙叔敖转哭为笑，说：但是我把它给打了，这样不会出事吧?母亲很疑惑，说：你你一个人把它打死了?你当时怎么想的呢?孙叔敖抓抓头发，说：我就想啊，我如果放它走的话，它还会祸害别人的，我是肯定要死的，不如打死它，不让它再祸害别人了，这样死也值得了，于是我就勇敢起来了，就拿了一块大石头砸死它了。母亲很高兴，说“好孩子，你在危难时还想着帮助别人，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啊!(出典见《贾子 》)。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刘邦)
居里夫人
如果能随理想而生活，本着正直自由的精神，勇敢直前的毅力， 诚实不自欺的思想而行，一定能臻于至美至善的境地。
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
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需要理解的东西。
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拿破仑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没有机会!这真是弱者的最好代词。
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
拿破仑还说过有关中国的一句名言：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然后又说了句：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但是，显然，现在这只睡狮，它醒了!
雨果
人生至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为你的现状而爱你，说得更准确些，有人不问你如何就爱你。
另外，居里夫人、达?芬奇、但丁、哥伦布、普朗克、爱因斯坦、诺贝尔、莎士比亚、欧立希、伽利略、凡尔纳、斯大林、贝多芬、达尔文、凡高、比尔?盖茨、莫泊桑、霍金、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海明威、苏格拉底、拜伦、亚历山大、埃斯库罗斯、布鲁诺、希特勒、马可?波罗、牛顿、特蕾莎修女、柏拉图、阿基米德、狄奥根尼、肖邦、卡尔维诺、雷切尔?卡森、罗素、勃兰特、黎曼、亚里士多德、曼德拉、米兰?昆德拉、伏尔泰、欧?亨利、阿姆斯特朗、列夫?托尔斯泰、巴德斯、法拉弟、卡尔?斯密特、艾?巴?辛格……
上述人物中，若你对他们的事迹和品德十分了解，在写作过程中，自可谓顺手牵羊，毫无困难。可对照自己的储备，增添人物名单，丰富相关内容。
二、文学形象类
东郭先生(先秦寓言)、阿Q(《阿Q正传》)、觉新、觉慧、觉民(《家》)、陈世美(戏曲《
上述文学形象是生活在我们记忆中的鲜活的生命。作文中若能运用了这些人物素材，让他们代替我们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摘要：对于中国新诗，余光中是一座“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大山。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余光中先生的诗体美学。
一、诗体，诗的美学要素
诗人要进入诗的世界，首先要获得诗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不同文学品种创作者在哪怕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也显现出在审美选择和艺术思维上的区别。诗情体验变为心上的诗，还只是诗的生成的第一步。心上的诗要成为纸上的诗，就要寻求外化、定形化和物态化。审美视点是内形式，言说方式是外形式，即诗的存在方式。从内形式到外形式，或曰从寻思到寻言，这就是一首诗的生成过程。诗体是诗歌外形式的主要因素，换个角度说，寻求外形式主要就是寻求诗体。中国新诗的出现，和诗体直接相关。旧诗体式到了“五四”前夕是强弩之末，难以容纳和表现现代情思。于是才有80年前那场“诗体大解放”运动。新诗刚出生的时候，“诗体大解放”的鼓吹者胡适就在《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中写过：“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怎么解放呢?在同一文章中胡适写道：“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胡适说的这两个方面的“解放”，其实是相互联系与交错的。语言文字的解放必然要求文体解放，文体解放又进一步强化了语言文字的解放。
就语言文字的解放而论，新诗以鲜活的白话代替僵死的文言，这个“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诗歌自身的变革。中国是古老诗国，诗在古代中国历来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享有“文学中的文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诗是君临一切文学样式、成就最高的文学。唐宋时代的中国甚至“以诗取士”，这是世界上的罕见现象。有了这样的渊源，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大而言之是中国文化)从来以具有诗化特征为上。“如诗”，是对散文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最高赞誉。中国人也从来把诗歌修养当作人的基本文化修养之一，古代中国有诗教之说。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被当作至理格言。所以，白话诗的出现，有攻破旧文学(旧文化)最坚固的堡垒之功，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开天辟地的事。新诗成了新文学的排头兵、中国文学跨入现代行列的急先锋。
不过，如果将话题转到文体的解放上，事情就复杂得多。奇怪的是，作为诗体解放宁馨儿的新诗，却似乎对诗体不感兴趣。胡适所谓“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在文体解放方面交了白卷，甚至有放逐形式之嫌。“文当废骈，诗当废律”是胡适的另一种说法。无论诗也好，还是文学也好，都一定要有体式，这是常识。诗的基础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体式就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重要。没有诗体，何以言诗?“废律”以后怎么办?这是关涉新诗兴衰的大问题。体式诚然带来局限，又正是这局限才带来属于诗或某一文学样式特殊的美。这也是常识。在语言文字的解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胡适，在文体的解放上却给初期白话诗的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所以穆木天的《谈诗》一文指出胡适是“罪人”，他写道：“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
从新诗在半个世纪里的行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悟出了一个道理：作诗不能等同于作文，没有成熟的诗体，就没有成熟的新诗。也许，到21世纪初叶，在中国新诗的第一百年时，人们会发现，新诗诗体在百年中大体呈现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白话诗和新诗。
初期白话还没有彻底地从旧诗体那里“解放”出来。郭沫若完成了从初期白话诗向新诗的过渡。他的使白话诗初步站住脚跟的自由诗，丢掉了“放脚”的面孔，是新诗从旧诗中寻求语言文字大解放的彻底胜利。不过就诗体解放而言，自称“最厌恶形式”的郭沫若贡献实在不多。或者可以说，郭汪若在诗体建设上也对新诗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的“自然流露”、“形式绝端自由”、“不采诗形”、“内在律”理论，中心就是不看重诗体。如熟沫若所说：“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作为最早向旧文学营垒冲锋的新诗，并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最先在五四新文学中取得实绩的是后起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个中缘由，除了明代以后诗歌在中国诸文体中日渐边缘化以外，就在于新诗“解放”出来之后缺乏自身的诗体重建。
新诗80多年中，不乏在诗体重建上创作实验和理论探索的先行者，刘半农就是最早的一位。他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是一篇最早的讨论诗体重建的文献。他提出的“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等主张，现在也具有诗学价值，而这篇论文的发表早在1917年，几乎与新诗的出现同步。
朱自清对第一个十年的新诗曾作过一个著名分类：“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类：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朱氏的分类，虽有概括当时诗坛状况之功，但就诗体而言，却有标准不一之弊。新诗80年虽然思潮多样，花样翻新，诗体却始终比较单一。象征诗在诗体上属自由诗和格律诗。就诗体而言，新诗不外两种：除诗体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自由诗外，尚有少量的自行确定格式韵律标准的现代格律诗。
80年的诗体重建，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自由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杂言诗;一是现代格律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齐言诗。
在自由诗体的探索上，有以郭沫若发端而以艾青集大成的(通行)自由诗体，有以冰心领潮的小诗。前者对西方诗体有更多借鉴，后者对东方(印度与日本)和中国古代诗体更为注意。由沈尹默《三弦》开端，经刘半农、鲁迅达到高峰的散文诗体，也有成就。其实，经田汉最先从西方引入的'“自由诗”概念，只能在与格律诗相对的意义上去把握。只要是诗，就不可能享有散文的“自由”，它一定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自由诗”这个名称不够确切。所以，这一路的共通难题是自由诗的“自由”规范。作为诗的一个品种，自由诗的诗美规范何在?
在现代格律诗体的探索上，陆志韦开创了先河。“新月”诗人和冯至都是创作实践的先行者。闻一多、何其芳则在理论上的成绩较为显著。这一路的诗体重建，共通难题是有待成功作品的支撑和“成形”的无限多样。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音乐性。如果说，自由诗“诗质”(最纯诗质的获取)为“成熟”的话;那么，对于现代格律诗，“成形”才是“成熟”。现代格律诗的诗体，除了以“顿”或 “字”为节奏单位的(通行)格律诗，还是由外国格律诗改造而来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李唯建肇始、冯至等领潮的十四行，林林等的汉徘，贺敬之等的民歌体，都在此列。郭小川创建的“郭小川体”也有诗学价值。
80年的诗本探索，无论自由诗还是现代格律诗，都进展较慢。许多自由诗人并不认为有诗体建设之必要，他们不一定会同意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说法，但也许信服郭沫若的“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的见解。现代格律诗探索也几起几落，成效不显。
新诗长期处在革命、救亡、战争的生存环境中，忙于充当时代号角，无暇他顾，这是可以理解的诗外原因。就诗自身而言，从出世以后，在处理内容与形式、外时空与内时空、现代与传统、新诗与古诗、本土与外国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显得不够成熟，对自由诗的“自由”、新诗的“新”均有某些错觉。诗体成为妨碍新诗在中国立足的重要缘由之一，由此，周而复始的生存危机，始终困扰着新诗。
从这个视角，我们发现了余光中，一位从外语和文言句法中寻觅营养以丰富白话诗美、铸造新诗诗体的歌者;一位从义与音的交融、律与变的调和中寻觅诗美，铸造新诗诗体的诗人;一位很难用自由诗体或格律诗体定位的铸造新诗诗体的大师。从诗体建设着眼，他是闻一多之后贡献最多的诗人和理论家，对他的诗体美学的开发无疑对推进新诗诗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余光中诗体美学的三个板块
诗就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
例如乡愁，应当是诗的永恒主题。这个古老诗题到了余光中这里，即获得了现代的崭新光彩。究其缘由，和言说方式的自出机杼大有关系。《当我死时》、《乡愁》、《乡愁四韵》、《漂给屈原》、《黄河》都成为新诗的名篇。
“诗穷而后工”。中国现代史上十分特别的一页赋予“乡愁”以厚重。就像余光中在收入诗集《五行无阻》中的《嘉陵江水―――远寄晓莹》唱的那样：
疑真疑幻向灯下回顾
老花眼镜我扶了又扶
似乎有一道长的坡梯
古旧的石级一级落一级
落向茫茫的江水，白楼天涯
一个抗战的少年，圆颅乌发
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
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
年年西望的壮年啊中年啊暮年
这深情的“西望”，这伤感的“西望”，这几近绝望的“西望”，使余光中得以用白话诗语符码将古老诗情变得年轻而现代。
“刷新”，主要还是言说方式即诗体上。
如果说散文作家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化为内容，那么，诗人就是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化为言说方式，化为诗体。从一个视角考察，中国诗史就是一部言说流变史，就是诗体流变史。余光中的诗体创造正是他的作品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奥秘。
余光中诗体美学包含有三个板块，现分述如下：
(一)对“综合语言”的寻觅
成功的“言说”首先应该是对语言的诗质激发。余光中诗体意识突出表现为对语言的敏感，即对汉语的关怀―――按诗的标准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对语言诗质激活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余光中认为，中国诗人“他应该热爱中文，觉得中文非如此写，不能够降格以求，应该创新。古人把中文交到你手里，你把中文交到下一代手里，应该使中文好一点儿，至少新一点。这就是对语言的敏感。如果交到你手里的中文跟你交出去的中文是一样的，甚至于陈腔滥调你留下来得更多，你做这个作家好像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怎么“创新”呢?余光中认为：“我理想中的新诗的语言，是以白话为骨干，以适度的欧化及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综合语言。只要配合得当，这种新语言是很有弹性的。”余光中所谓的“配合”具体表现为努力摆脱常规思维，追求诗语灵活多变、标新立异。在诗语符码的日常化与陌生化这矛盾的两极中，刺激语言活力与张力。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诗学命题“陌生化”，其原理就是打破读者知觉的麻木状态和惰性，恢复生动的刺激性，造成一种令人吃惊的效果。让•贝罗尔说：“要获得诗歌，必须通过词语其出乎意料的组合。”这种“出乎意料的组合”是余光中追求的一种最佳语言效果。他将“锈”与“阳光”捏在一块：“鹰隼眼明霜露警醒的九月/出炉后从不生锈的阳光”(《秋分》);他颠覆逻辑语法：“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碧潭》);面对十磅之轻的婴儿，我写道：“你太小了，还不算是预言/我太老了，快变成了典故”(《抱孙》);他的《山中传奇》是：“落日说 /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他的签名/从焰红到烬紫/有效期是黄昏”，诗语符码排列超脱常规思维轨迹，奇趣盎然。
被宋人王安石称为“诗家语”的诗语符码不同于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夏斟得太满”(《星之葬》)，“白露为封面，清霜作扉页/秋是一册成熟的诗选”(《秋兴》)。余光中有一首题为《布谷》的诗在《名作欣赏》上曾引起争论。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布谷”的叫声应该是“布谷”，而余光中却在诗中这样写道：“你不是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吗?”其实只要理解诗语符码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就应该不成问题了。诗的形象脱胎于真相，而又脱形于真相。诗的世界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中国古代诗论“无理而妙”、“越无理而越妙”之论，是懂诗者之论。不是吗?请看余光中在诗中用的问题，这已表明了这是诗人在激情的影响下心灵中产生的印象。这种对现实的变形抒写正是余光中“综合语言”的美之所在。
(二)义与音的交融
诗的言说方式首先在以音乐性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尧典》之时，便有了“歌永言”、“声依永”之类言及诗歌音乐性的话语。有的外国诗人甚至提出，诗应该像音乐一样，在未令人明了意义之前，就能用声音来直接地打动读者或听者的心灵。这种观点虽对白话汉诗并不完全适合，但却道出了诗歌与音乐性的难解之缘。诗体语言的立体性诉诸于听觉器官会带来对音响的美感。余光中近年有一篇相当重要的论文，这就是他为第十五届诗人大会作的《缪思未亡》[9]，他明确指出：“读者排斥现代诗的原因不一，但是声调的毛病应该是一大原因。数十年来，现代诗艺的发展，在意象的经营上颇有成就，却忽视了声调的掌握。”“一首诗的生命至少有一半在其声调，如果不读出声来，其生命便尚未完成，不算完整。”“诗本身的风格、结构、感性等也有赖声调的配合，尤其是格律诗，音乐性更强，如果只是默看而不吟诵，就难以充分体会，全神投入。”对于诗坛现状，他由此得出结论：“缪思未亡”，但“缪思哑了”。
为治愈“哑了”的缪思，余光中十分注重进入诗中的每一个词，研究它们的音质、音声以及在诗中的抑扬顿挫，呼应变化的音响效果。他偏向于用象声词，如《风铃》：“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咛叮咛咛”，语言音响感很强。“双声叠韵”在余光中诗中运用也十分精妙：“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天问》)。“双声叠韵”手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余光中除取材于优雅的书面语外，还从丰富多彩的日常口语中提炼升华，因此常常别有一种现代口语的美感光辉：“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车过枋寮》)。余光中还喜欢一唱三叹，词重字叠，充分展示现代汉语入诗的诗质品格：“那片土是一切的摇篮和坟墓/当初摇我醒来/也应摇我睡去”、“一只箫哭了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盲丐》)。余光中长于激发日常口语的诗性品格，使之从实用语言上升为灵感语言，从日常语言上升为诗美语言。但他这种激发不同于古典诗词的“炼字”。古典诗词“炼字”重单个“诗眼”的凸现，若将这种“炼字”的诗法机械地搬入白话诗中，势必以牺牲节奏的自然流畅和语言的新鲜感为代价，因为在现代白话诗中，重视“诗眼”推敲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诗的感受性和想像空间，但同时也易造成个别文字的孤立凸现。而且，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强调的是音节的美感效果。因此，余光中对语言的“打磨”是以营造诗的韵律、节奏为旨趣。为了节奏与韵律，余光中的诗性激发有时表现为“消义化”，如“苍白”一词进入诗中不是“炼”，而是稀释成“苍苍白白”(《老战士》)，如此融入诗的节奏中，读来更琅琅上口。
音乐性的核心是节奏，节奏又有内节奏和外节奏之分。余光中认为节奏是诗相当重要的特性。他说：“如果诗是时代的呼吸，则节奏应该是诗的呼吸。”这里余光中虽然对节奏未作区分，但结合其创作实践和系列言论看，他更倾心于外节奏。为加强节奏感，他在诗中常用排比：“躺下来，非血非汗非流水”、“亦血亦汗亦流水”(《老战士》);“雾愈聚愈浓就浓成了阵雨/人愈走愈深就走进米南宫里/路愈转愈暗就暗下来吧黄昏”(《心雨》)。韵是强化一首诗整体节奏、制造良好听觉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余光中为现代诗走出困境开出的良方。余光中在诗韵问题上是很有见地的。翻开中国新诗史，几次“废韵”运动均以失败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余光中十分强调现代诗的听觉效果。他认为，新诗向西方取经，“所失的常是微妙的声调”，而“中国的古典诗，除了罕见的例外，都是押韵的格律诗”。诗人反抗“韵文化”，若破而不立，“自由就沦为‘泛滥’，一脚刚跳出‘韵文化’，另一脚又陷进了散文化。”(P41)他对诗歌音韵问题的论见，多有诗作为支撑，这就加强了他的言说的力度与权威性。
(三)律与变的诗性调和
余光中在《缪思未亡》中说“诗艺，正如其它艺术，不外是整齐与变化之间灵活运用，巧作安排。真正的大匠总能在整齐之中求变化，在约束之中争自由。若是一味固守整齐，就会沦为呆板，而反过来，若是只知追求变化，也必沦于纷繁。”对余光中，我们很难用格律体诗人或自由体诗人来定位。他的诗，格律体创作成绩斐然，但自由体和半自由和半格律体诗不仅数量多，佳作也不少。其言说方式可以概括为：格律体对称均齐中流动变化，自由体流动变化中求对称均齐，半自由、半格律体更是错落参差而又富于整肃美感。这种律中求变，变中求律，律与变的诗性调和，正是余光中诗体美学因素开发的原则。以下我们仅以其格律诗和自由诗为例予以说明。
余光中的格律诗少言数顿数完全整齐的严格均齐体。《北京人》、《听蝉》等为数不多的均齐体也只是顿数整齐而言数并不整齐。其取舍以音乐性强弱为标准，分别为：最重视韵脚，其次为顿数，再次为言数。余光中大部分格律诗为相应诗行整齐的对称体，这种形式比均齐体更富于建筑美。运用这种体式时，余光中常将一种节式近距离地多次反复，从而充分展示出对称体格律诗的节奏美。如《乡愁》、《乡愁四韵》、《摇摇民谣》、《民歌》等均以节奏性强著称。不过余光中并不希望自己的格律诗陷入森严的格律之中，他曾痛惜闻一多提倡格律诗有功，“可惜新月派的弟子从者未能真正为新主题‘相体裁衣’，追求整齐而无力变化，遂使‘豆腐干体’终成绝响。”为避免格律体过于严格带来的呆板，余光中常于诗中偶然“破一格”。如《民歌》第三节中“还有我，还有我红海在呼啸”之句，通过插入标点使句式排列有所变化，同时也强化了感情。又如《灵感》全诗两节，每行四顿，本应归入均齐体，但诗人却将第二节从中间剖开，插入一个感叹词“哦”，并单列为一行，既生动地表达感情，又使诗行变化丰富。《淡水河边吊屈原》亦是如此富于灵动美。
自由体是白话新诗的主要体式，郭沫若的“裸体美人”、艾青的“散文美”等都是对自由诗美学规范的探索，这些观点以牺牲外节奏为代价去寻求内节奏，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余光中对自由诗美学因素开发富于古典精神，“对于传统保留的敬意”，他认为自由诗的洗礼已成为历史，自由诗的毫无结构不成节奏也该结束了。他提出：“‘自由’一词，原来是指摆脱前人固定的格律，而不是指从此可以任意乱写，不必努力去自创新的节奏，成就新的格律。”他抨击意象派“破”多于 “立”，“其实绝大多数的自由诗，只有自由无诗，都是失败之作。”他主张自由诗创作要变中寓常。他的诗常通过复叠手法的运用在自由中寻求律动。所谓复叠手法即相同或相似的诗句在诗中的反复出现，即让感情层层深化，又在结构上起到类似房屋大梁的作用，诗歌流动变化中见整肃。最常见的是“三叠式”即相同或相似诗行在整首诗的前中后三次复沓。如《老战士》开头：“桥下流水桥不流，年年七七”;中间复叠“水流桥下流，三十年后”;结尾圆合：“水流桥下，桥，不流。”仿佛为这首自由诗编了一个精致的网或河床，让诗的意绪自由奔腾而又跳动着强有力的节奏。《一枚铜币》三个诗句：“我曾经紧紧握一枚铜币，在掌心”、 “而我，也不自觉地摊开了掌心”，“恍然，握一枚烫手的铜币，在掌心”，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处层层重叠，情感也逐层深化。若诗较长，余光中就采用“四叠式”或“五叠式”即相同或相似诗行在诗中复叠四或五次。如在《冷战的年代》开头：“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每一次复叠都是在叙述了一段故事之后。因此这种复叠既在结构上承上启下，而且富于音乐美。
为增强自由体的律动感，余光中除了运用复叠手法和前已提及的注重韵脚外，还在诗行中嵌入“对称句”这一汉语极为独特的音乐因子。如《大江东去》一诗多处对称：“浮亦永恒沉亦永恒/顺是永恒逆是永恒”、“侧左，滔滔在左耳/侧右，滔滔在右颊”。《抱孙》亦是如此：“十磅之轻，仰枕在我的臂弯/两尺之短，蜷靠在我的胸膛”、“就这么抱着，摇着/摇着，抱着”。这种对称句与古典诗词的对偶句是有区别的，是很明显的现代版，可以词重字叠。最富于原创性的是，诗人有时还在对称中寻求变化。如《珍珠项链》：“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阴天的雨珠”，接下来一句变化为：“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可见律中求变、变中寓常是余光中的美学追求。
余光中重视诗体美学因素开发，有自觉的技巧意识，但并非技巧至上，而是做到了“因情立体”。他的诗大部分为“诵调”，而《摇摇民谣》则用的是民歌常用的 “吟调”。《就像仲夏的夜里》、《当渡船解缆》等深邃、细腻的情思选用的是格律体，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山中传奇》等诗内容活泼，诗人便采用自由体。《长城谣》共两诗节，前一诗节诉说“噩梦中”―――赌徒“旋天转地”的牌桌麈战，用急促的节奏;后一诗节“噩梦结束”，改用慢节奏，两相映照，对比鲜明。余光中诗歌大都采用传统顿法，即使跨行也在大顿处。但《大江东去》一诗为突出母亲舐犊情深，作者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舔，我轻轻，吻，我/轻轻”，按常规顿法应该是“舔我，轻轻，吻我/轻轻”，而诗人为了凸现“舔”与“吻”这两个字眼，加上“逗号”，可见其诗美因素开发中有一根情趣轴心。
诗语符码组合也是余光中“有意味的形式”，它将诗人的情感轨迹以外化形态最表层地呈现出来。诗语符码组合在这里能体现出超越语义的审美价值。如《大江东去》第一行言多且有气势，如大江奔腾而下，第一行改为两短句显得急促：“太阳升火，月亮沉珠”，恰似波浪腾起又落下。余光中有时故意用长句子也很有特色。如《或者所谓春天》一连串的长句子：“或者在这座城里一泡真泡了十几个春天”、“书签在韦氏大字典里字典在图书馆的楼上”、“楼怕高书怕旧旧书最怕有书签”等，读起来得拉长调子。也许诗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以表现“所谓”之意。《四过枋寮》一诗前面吟甜美的屏东，用舒缓的长句，多双声叠韵，给人柔软甜腻的感觉;结尾处“忽然一个右转”，由最甜到“最咸”，诗句也一下子短促起来：“劈面扑过来/那海”，由前面最多达11字一行的长句到最后仅2个字一行，使人一下子从音韵上体味出长途车过的屏东，从柔软的甜美到忽然而至的“咸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