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者简介]
王维(698-759，一作701-761)〔唐〕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玄宗开元五年(717)进士，与弟缙并以词学知名。天宝十五年(756)官给事中，乾元中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归隐蓝田辋川，尝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图》，笔力雄壮，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善写破墨山水，笔迹劲爽，气势深重，一变线条钩勒和重色青绿画法，创以水渗透墨彩之新技法。画山水松石，似吴道子而风致标格特出，尤工平远之景，云峰石色，绝迹天机。得兴处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作一景;画《袁安卧雪图》，有雪里芭蕉，此乃造理入神，迥得真趣。荆浩《画山水录》说：“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苏东坡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代董其昌推崇他为“南宗之祖”，认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亦善诗，前期诗作以边塞为题材，风格雄浑;山水诗追慕恬静和禅理生活，体物精细，状写传神，成就独特。画迹有《青枫树图》、《孟浩然马上吟诗图》等。《太上像》《山庄图》《雪山图》等126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雪溪图》(传)，绢本，墨笔画，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伏生授经图》卷，绢本设色，绘汉伏生像，形象清癯苍老，笔法清劲，无款，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著有《王右丞集》。
[注释]
九月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
忆：想念。
山东：指华山以东作者家乡蒲州。
异乡：他乡、外乡。
为异客：作他乡的客人。
逢：遇。
倍：格外。
登高：古有重阳节登高的风俗。
茱萸(zhū yú )：一种香草。古时重阳节人们插戴茱萸，据说可以避邪。
[译诗]
独自流落他乡，长做异地之客，每逢佳节良辰，越发思念眷亲。遥想今日重阳，兄弟又在登高，他们佩带茱萸，发觉少我一人。
[赏析]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但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乡的情况下读这首诗，却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首先来自它的朴质、深厚和高度的艺术概括。
诗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王维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在华山之东，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写这首诗时他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热中仕进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是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孑无亲。第一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分量下得很足。对亲人的思念，对自己孤孑处境的感受，都凝聚在这个“独”字里面。“异乡为异客”，不过说他乡作客，但两个“异”字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却比一般地叙说他乡作客要强烈得多。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风土、人情、语言、生活习惯差别很大，离开多年生活的故乡到异地去，会感到一切都陌生、不习惯，感到自己是漂浮在异地生活中的一叶浮萍。“异乡”、“异客”，正是朴质而真切地道出了这种感受。作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媒──最常见的是“佳节”──就很容易爆发出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抑止。这就是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且往往和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联结在一起，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种体验，可以说人人都有，但在王维之前，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成功地表现过。而一经诗人道出，它就成了最能表现客中思乡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登高时佩带茱萸囊，据说可以避灾。茱萸，一名越椒，一种有香气的植物。三四两句，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佩带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就会显得平直，缺乏新意与深情。诗人遥想的却是：“遍插茱萸少一人。”意思是说，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时身上都佩上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自己不在内。好象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下面是韩愈《进学解》赏析，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进学解(韩愈)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
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
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拓展阅读：《进学解》赏析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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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看来，他也是赞同的。
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
并且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的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
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
并且韩愈也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然后李愬也成功了，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
之后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当时的宰相元稹就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
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上中央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这种人，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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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王维的诗作。王维(698-759，一作701-761)〔唐〕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者简介]
王维(698-759，一作701-761)〔唐〕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玄宗开元五年(717)进士，与弟缙并以词学知名。天宝十五年(756)官给事中，乾元中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归隐蓝田辋川，尝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图》，笔力雄壮，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善写破墨山水，笔迹劲爽，气势深重，一变线条钩勒和重色青绿画法，创以水渗透墨彩之新技法。画山水松石，似吴道子而风致标格特出，尤工平远之景，云峰石色，绝迹天机。得兴处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作一景;画《袁安卧雪图》，有雪里芭蕉，此乃造理入神，迥得真趣。荆浩《画山水录》说：“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苏东坡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代董其昌推崇他为“南宗之祖”，认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亦善诗，前期诗作以边塞为题材，风格雄浑;山水诗追慕恬静和禅理生活，体物精细，状写传神，成就独特。画迹有《青枫树图》、《孟浩然马上吟诗图》等。《太上像》《山庄图》《雪山图》等126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雪溪图》(传)，绢本，墨笔画，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伏生授经图》卷，绢本设色，绘汉伏生像，形象清癯苍老，笔法清劲，无款，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著有《王右丞集》。
[注释]
九月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
忆：想念。
山东：指华山以东作者家乡蒲州。
异乡：他乡、外乡。
为异客：作他乡的客人。
逢：遇。
倍：格外。
登高：古有重阳节登高的风俗。
茱萸(zhū yú )：一种香草。古时重阳节人们插戴茱萸，据说可以避邪。
[译诗]
独自流落他乡，长做异地之客，每逢佳节良辰，越发思念眷亲。遥想今日重阳，兄弟又在登高，他们佩带茱萸，发觉少我一人。
[赏析]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但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乡的情况下读这首诗，却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首先来自它的朴质、深厚和高度的艺术概括。
诗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王维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在华山之东，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写这首诗时他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热中仕进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是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孑无亲。第一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分量下得很足。对亲人的思念，对自己孤孑处境的感受，都凝聚在这个“独”字里面。“异乡为异客”，不过说他乡作客，但两个“异”字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却比一般地叙说他乡作客要强烈得多。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风土、人情、语言、生活习惯差别很大，离开多年生活的故乡到异地去，会感到一切都陌生、不习惯，感到自己是漂浮在异地生活中的一叶浮萍。“异乡”、“异客”，正是朴质而真切地道出了这种感受。作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媒——最常见的是“佳节”——就很容易爆发出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抑止。这就是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且往往和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联结在一起，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种体验，可以说人人都有，但在王维之前，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成功地表现过。而一经诗人道出，它就成了最能表现客中思乡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登高时佩带茱萸囊，据说可以避灾。茱萸，一名越椒，一种有香气的植物。三四两句，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佩带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就会显得平直，缺乏新意与深情。诗人遥想的却是：“遍插茱萸少一人。”意思是说，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时身上都佩上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自己不在内。好象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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