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语言运用特点
一、从遣词造句的角度进行艺术加工，包括用词、句式，如叠字叠词、动词形容词量词的选用、整句散句、长句短句等。
有人统计，《荷塘月色》一文中用了26个叠字。这些叠字错落有致，朗朗琅上口，不但传神地描摹出眼前的景象，而且使文气舒展，给人音韵和谐的美感。在动词的使用上，本文堪称典范。如“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句，一“泻”一“浮”。便运用巧妙恰当。再次是富于变化的长短句、整散句的交错运用。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些句子避免了单纯用整句或散句的死板，使文句参差交错，节奏明快，显得极为活泼、自然。
二、从修辞方面提升，最常用的有:比喻、排比、引用。这三种修辞手法是高考散文的三大法宝。
1.比喻这种修辞手法本身的表达效果就是使文章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从而使文章的语言活泼。这里介绍其中两种。（1）暗喻，用“是”“等于”“成”等比喻词。如：北京的隆冬干燥寒冷，沙粒和雪珠刮在脸上，等于火星迸上样，灼辣辣地痛。（本体“等于”喻体）
（2）借喻，本体不出现，只出现喻体。如：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厚障壁”喻心理、地位、社会的隔阂，本体不出现于字面）
2.排比在散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种类有：
（1）成分排比。如：我们总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总希望所有的机缘都能在同时出现，总希望整条路上都是和风丽日、鸟语花香。却没想到，追求完美的我们，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一种极端的不完美。
（2）句子排比。如：见到茂密的森林，你只要无愧地做了丛林中挺拔的一棵；见到奔腾的大河，你只要无愧地做了浪花里最纯净的一滴；见到无垠的蓝天，你只要无愧地做了云朵中的最祥和的一朵。
这种修辞手法本身的表达效果就是增强语言气势,有时可以使作者抒发的感情更加强烈。这一点最适宜散文。
3.“引用”这种修辞手法是写散文时常用到的。在文章中引用别人的话或典故、名言、诗文、故事或俗语。可分为明引与暗引两种。
（1）明引，明白写出引用的出处。如：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在己。孔子说的“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
（2）暗引，没有写出引用的出处，直接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如：“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有风度的运动家，要有服输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运动家正是这种君子。
引用这些典故、名言、诗文、故事或俗语会增强文章的文采。
三、在段落上拔高
1.名句串联，即根据表达需要，将一些名言名句镶嵌在文句中，串联成文，造成一种前呼后应、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是啊！这一路艰辛，这一路坎坷，这一路无奈。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只属于李清照这弱小女子。“杨柳岸，晓风残月”“竟无语凝噎”只适合柳三变的多愁善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忧虑只为李后主吟唱叹息。苏东坡是“关西大汉”，他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他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
作者信手拈来李清照、柳永、李煜和苏轼等人有代表性的诗句串联成文，既避免了使用形成事实论据的繁琐，又形成了文章本身的张力和质感，给人以内容的厚重感和更多的诗意回味。
2.夹叙夹议法，即一边对自己选用的材料进行简要的概括叙述，一边根据材料的内容进行议论。
如：高尚的思维造就永恒的幸福。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楚之屈原，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中不同流合污而投身汨罗江，死亡的虽然是血肉的身躯，而升华的却是永恒的幸福。毛泽东在敌人的围剿之下，最后毅然决定长征，一个高尚清晰的思维造就了新中国十几亿人的幸福。被下放的邓小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然而思维的火花却在他的脑中飞扬——改革开放，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富起来的制度就这样产生了。至此，我们不得不说，思维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幸福，幸福需要思维的解读。
以屈原、毛泽东、邓小平作为论据，证明“高尚的思维造就永恒的幸福”这一观点。每个事例后都有一两句精辟的议论，既深化了所叙述的内容，又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
3.素描列举，即用概括凝练的语言把所引事例讲明白就可以了，而不必具体展开叙述。
如：与朋友交往，宽容是鲍叔牙多分给管仲的黄金。他不计较管仲的自私，也能理解管仲的贪生怕死，还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做自己的上司。
与众人交往，宽容是光武帝焚烧投敌信札的火炬。刘秀大败王郎，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奉承王郎、侮骂自己甚至谋划诛杀自己的信件。可刘秀对此视而不见，不顾众臣反对，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帝业。这把火，烧毁了嫌隙，也铸炼了坚固的事业之基。
作者对鲍叔牙多分给管仲黄金、光武帝焚烧投敌信札这两件事情，没有更多地展开铺写，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浓缩，以素描的形式出现，从而较好地证明了宽容的重要性，收到了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艺术效果。
4.正反展示，即正反列举，使所论述的内容正误分明，是非显豁。
如：商纣王自高自大，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个葬身火海的下场；唐太宗虚心纳下，开创“贞观盛世”；楚怀王闭目塞听，弃屈子的诤谏于不顾，无奈客死他乡；齐威王善于纳谏，门庭若市，赢得诸侯朝拜。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谏如流”势在必行。
文段选用了商纣王、唐太宗、楚怀王和齐威王四个论据，反正结合，对照鲜明，充分说明了对待进谏不同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从而证明了“从谏如流”的重要意义。
张爱玲散文的语言特点
熟悉张爱玲是从她的小说开始，但喜欢她却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她冷静、平淡的散文真实地反映了身边的生活。她对人和事有清醒透彻的认识，散文中的一些亲身感受也很值得人回味，虽然她曾自命名为“生来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小说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她的散文成熟却早于小说，就一个散文作家来说，虽然她只有《流言》一本散文集问世，但从作品的质量和写作的持久度来说，她真的可以算是散文大家。
张爱玲的散文写京戏、服饰、美食、音乐、绘画、文字、舞蹈、恋爱……于点点滴滴中诉说着生活的苦恼。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人们感受的是别具一格的语言美,她带着苍凉的气息去感受市民生活，还原普通人的生存现象，多变的语言风格，让她的文章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词语的创造与搭配
现代汉语写作才华的一种见证表现是对词语的发现、创造与调遣。鲁迅以用词不规范而别具奇崛文字魅力著称，实则张爱玲文字中不规范的地方处处皆是。对于文人而言，不规范恰是天赋异禀的驰骋之所，倘若能自成一体，“不规范”亦能变成新规范。张爱玲的文字往往自铸新词，虽不合规则，但却能妙词传神，造成一片生气。
解读张爱玲散文之语言美
（一）自创新词
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张爱玲自创新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双音节词组合，二是叠音词组合。双音节词组合中，一些词语虽前所未见，但贴切鲜活，而富于表现力，如“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借银灯》），“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忆胡适之》），“贴恋”、“艳异”简洁意丰，颇能达意。尤其突出的是色彩词素的组合。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偏正式的，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心里、生理感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寒灰”、“冻白”、“闷蓝”，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视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阴黑”、“脏白”。偏正式组合融合了不同感觉，使色彩富于生动的感性，予人深刻印象。另一种情况是并列式的，如“宽黄”、“圆白”、“低黄”等，则别具干脆爽利的韵味。叠音词组合也分两种形式，一是单音词素加单音重叠，如“红焰焰”、“白浩浩”、“肥敦敦”、“晕陶陶”、“滑塌塌”、“棉墩墩”、“木渣渣”等；二是双音重叠。如“兴兴头头”、“森森细细”、“跌跌冲冲”等等，这类词语，无论在书面用语中还是口头用语中，都不多见，但被张爱玲创造出来，却是十分准确、生动。如《华丽缘》中的“跌跌冲冲”，“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十分准确地通过慌不择路的动作传达了主人公突然被奔涌而上的痛苦所袭击的心理状态。
（二）巧妙搭配
修饰语的使用倒未见得自创新词，但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出乎常例的搭配，也别具特色，如“狭窄地一笑”、“怯怯的荒凉”、“钝钝的恨毒”之类，皆具有陌生化效果。“狭窄”本用于形容空间的，但用以形容笑的动作，仅两个字就透露出主人公的勉强与尴尬。又如有意为之的错离语境的搭配，也予人异样效果。如“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惊风骇浪”本义指航海之风险，引申为命运的动荡起伏，此处则指不习“莲步姗姗”的女性走路时因腰臀摆幅度过大而引起的身体刺激和诱惑。又如“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本是形容人际交往，但在此用以描绘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十分传神地传达了作者对于金钱且爱且惜的心态。其他类似搭配还有，“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地坐着，满脸的心虚”，“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等等。张爱玲对文字的敏感还直接受益于丰富的阅读经验。她的有些词语并非自创，而是直接从古典文学中挪移而来，且雅俗并举。雅者如“睽隔”“怅惘”“迢遥”等词语，以及“如匪浣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类诗句。俗者则如“没奈何”“打量”“抽凉气”“胡闹”“打饥荒”“耍贫嘴”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张爱玲的文字不但在精神资源上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亦有“创旧”（化旧为新）之奇。
当然，由于虚无主义无时不在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对现世细节无比爱恋，这使她俗字俗语的活用或创造往往直接取用现实生活。如“韭菜边”“灯果边”“线香滚”等女红用词，如“腰梅肉”“粘粘转”“草炉饼”等饮食用语。有一部分惟妙惟肖的拟声词，更得自予她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贴心贴肺的喜爱。例如她写走路声，寥寥数字，就能写出人穿的什么鞋、动作快慢，甚至直见人之性情，“我父亲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拍达拍达”四字足见父亲盛怒之状；又如“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蹬蹬”二字可见它穿的不是拖鞋而是皮鞋之类，更可见她之缺乏淑女状。而写汽车声音，又有“叭叭”、“哔！哔！”、“铺拉铺拉”、“泼喇泼喇”、“轰隆轰隆”之别。至于电话声、小贩叫卖声、口哨声更不一而足。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特异的语言美感。
二、新鲜的语言之趣——比喻与移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陈言务去，不落案臼，“缠枝莲花”般的比喻和别具一格的移用，使文章充满了新鲜的语言之趣。
（一）绝妙的比喻显现幽默与睿智
张爱玲对于色彩、音符、字眼的极度敏感还体现在比喻的使用上。谈到比喻的运用，人们都推钱钟书和张爱玲。钱钟书式的比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而张爱玲的比喻是站在女性角度，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述说。周芬伶的《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中说：“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接，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如果说这些比喻是“冒”出来的话，那也绝对是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奇妙的小荷。
张爱玲的比喻堪称一绝，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她的文章添上了一抹抹耀眼的亮色。张爱玲的散文语言中之所以常常充满新奇巧妙的比喻，归根到底于她是一个幽默的人，她的幽默使她的语言俏皮明丽、细腻可感，她的比喻充满曼妙之感。她的幽默又缘于她对生活的感悟异于常人、对世间万物的超凡洞察力——张爱玲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被父亲打过、软禁过直至逃离父亲的家；跟随母亲生活，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青年时代，又遇到胡兰成，心灵又再次受了重重的打击。生命给予了张爱玲许多的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敏感，所以早慧；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痛过，所以洞悉。还记得张爱玲说过“人生有飞扬，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可是我热闹不起来。我可以逃离一切，但我逃不出这生命的苍凉。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中的安稳与真实”。“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都发了凉”。区区几十字，作者就勾勒出了老母亲受宠若惊的窘态，可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种心酸之感。这些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的人生况味，透彻心肺，幽幽地穿透了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今时，还为无数人所痴迷回味。张爱玲又是何以安放这从心灵深处、从天地深处释放出来的苍凉之感呢？人情练达即文章。张爱玲选择了当一名冷静的叙述者，通过比喻，以幽默、诙谐、睿智来还击生命予她周遭的一切。因此，她的比喻是绝对的经典黑色幽默：“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征文比赛时、才18岁那年写的那篇《天才梦》结尾的一句比喻，堪称妙到极致，体现了她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这个比喻把生命的悲喜醒目地展示给人们，给那些在幸福的云雾里沉睡的人们以警醒，而这些内涵的表达又仿佛是在不经意间点出来的，我相信现代人大多会有这种感觉，生命的确是美好的，是值得让人好好享受的，可是总有那么些许的烦恼，就像藏在身上或头发里的跳蚤，让你不至于无法忍受，但常处于一种尴尬的、难以言说的境地，却也让你无法充分享受生命。“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衣服的黯红色竟然是碎牛肉的颜色，穿在身上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憎恶与羞耻感是如此的深重，可以用“厌恶至极”“无地自容”来形容了。“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在她的散文中，透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回忆原来是有味道的——“甜而怅惘”的，云糕片吃着吃着就会变成带着涩味的薄纸片，战争期间的黎明是“寒噤、瑟缩、靠不住”的。
她散文的语言基调是冷的，看什么都像是在无关痛痒地看戏，因而她的比喻句总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又说得那么生动，那么耐人寻味。比喻与幽默是张爱玲散文语言的表象，洞悉与体谅才是张爱玲内在的精神世界。她深谙人生的苦与痛，敢于正视和接受人性的弱点。明白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和一件事情的原委，常常“哀矜而勿喜”。在《烬余录》里，到处充斥着战火，一批学生过着无耻而又快乐的生活，张爱玲时刻不忘记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可是最后又往往原谅了：逢着乱世，人性的自私面无限膨胀，只顾一时。战争开始了，港大的学生却欢蹦乱跳，仅仅因为可以免了大考，他们已经没有了是非感，无法权衡战争与考试孰重孰轻。宿舍的女同学发急也不过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尤其是在战争中抢救衣服的愚蠢和无耻。死人反倒让人欢欣了。尽管张爱玲会反思着：“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的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张爱玲直面人生的悲与喜，不囿于已有的观念，不为唱赞歌而唱赞歌，即使是公认的母爱题材，她也认为在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她能原谅人的自私，偷窥欲，没有公德心：“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片刻的欢愉？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予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是这样一种闪烁奇异智慧的散文让我们读来觉得真实而又不做作。
眼见着张爱玲表面的“冷幽默”，却感悟到她心里的“暖人心”——她不曾纵容人生的虚妄，打碎了易碎的迷梦，但与此同时，她又宽容着人性的弱点，深爱着人性，从张爱玲幽默的比喻中，我们又再次感受到她那建立在广大的悲情智商，对人生苦难的无线悲悯和谅解，她的睿智、她的洞悉世间万物，看穿世事后体谅的超脱心，她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细腻、丰富，令人敬佩。
（二）别样的移用凸显饱满与美感
词语移用，在张爱玲文字中也是一种富有特意美感的修辞手法，虽不及讽刺、比喻那么普遍，但也多见。词语移用又称“移就”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移情，即以人的感情、情绪来描写物，或反之以物之属性来描写人的情感心理；二是移觉（通感），即大同人的各类感官，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都交互融通。无论移情还是通感，张爱玲在文字中皆有有意识的实验。
以人写物的，如她写“铅笔一般瘦弱的裤脚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与“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更衣记》），“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盖脑打下来的”（《谈音乐》），而《公寓生活记趣》写得特别明显，“自从煤价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而借用物的属性来刻画人的心理、性格的移情手法，亦为常见，如“被掠买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谈跳舞》），《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评述京戏的表演程序说，“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珠子，元整，光洁”“珠子”乃以物劈人，是为移情，而“声音的珠子：则是移觉（通感），将听觉、视觉与触觉汇而为一了。显然，这类语言修辞往往要求作者有想落天之外的七一构想能力。但在张爱玲笔下，通感实在不算稀见。《谈画》中称，“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的温柔”，同时打通了视觉（“光致致”）、触觉（“粥似的”）和心理感觉（“温柔”）。而“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更衣记》），将触觉、视觉混为一体。“那音乐也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音乐怎么会“痒”呢？张爱玲以同感的方法写出了音乐引起的听觉上的不愉快。
移情和移觉的修辞手法，使张爱玲的散文读起来有珠玉满目之感。这种词语移用的方法，与新词的创造及搭配，以及讽刺和比喻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的语言风格，此种文字之魅堪称久远。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美感。
三、亦雅亦俗——语言风格彰显人生态度
有人说散文起码要求是真实。我认为看散文大可以跟看小说一样，不必拿着辩证的眼光、手持放大镜去考究。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的语言不算直白、也不算隐晦，读来干净、通透。实写的作品很多，如《天才梦》、《炎樱语录》、《姑姑语录》、《必也正名乎》、《童言无忌》等等名篇，写的或是她自己生活、身世、感悟或是亲人朋友的智语，从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优雅的、从容的张爱玲。虚构的也有，如《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丈人的心》等，这一类的散文经常会诉说一些小故事、让人或微笑或蹙眉中去思索其中的深意。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散文中有着一种参差的美。的确，张爱玲常在一篇散文中写得很“散”，如《诗与胡说》中写到：由生病引起谈诗、又转到谈顾道明的小说、转而又讲到了路易士的诗最后结尾处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一些差异，一篇散文里面写的内容多而杂，却又形散神不散，因为题目就是“谈诗”与“胡说”，诗与胡说居然能合成一文、着实新颖、别致。
就是在这些虚虚实实，参参差差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大俗，如写人们穿衣的，她写到“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谈睡觉，她写到“淋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在这些写俗事的文字里，我们不禁感叹：有几位作家能把穿衣、睡觉等等最世俗化的寻常人生图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优雅、从容地当成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画面来欣赏呢？又有几位作家能让这些“俗”登上大雅之堂来谈论呢？同时，看到了大雅，文雅时她又会引用《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笔下的雅与俗一点都不矛盾、也不突兀，只显现出新意、雅致还有痛快——真正的雅俗共赏，俗中现雅，俗中悟雅。张爱玲笔下流泻出的华美瑰丽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文学语言的众多营养，成长为盛开在中国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连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她的小说集《传奇》往往被人认为过于华靡。傅雷则认为她的成名作《倾城之恋》“华彩胜于骨干”，这都是她过分注重文采和语言美所惹的祸。与小说相比，散文更算得上是语言的艺术，更注重语言美。她散文集的语言就像像一树一树璀璨的花，一瓣一瓣轻缓的飘下，在空中飞旋，划出体操般优雅的弧线，树下，落英缤纷。张爱玲的文字是一种凋零了的美丽，每一个字都像精灵，每一个字都洗尽铅华，每一个字都优雅、从容。也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出身阀阅门第，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深爱《海上花列传》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使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非一般人可及。出洋留学的母亲和姑姑送她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又使她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可以熟练的运用英文给报社投稿。这样的教育背景与天资的聪慧，使得张爱玲“气”——优雅、从容之气“自华”，散文中语言与内心都散落一种华美的优雅、华美得让人心痛。花落会再开，水流涌不断，优雅的女人是一杯茶，喝后回味无穷，优雅的女人是一口井，她内涵丰富越挖越深越深越多。只有优雅、从容不迫的人才能让文字如此恣肆、坦荡、无所畏惧。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一文中如此说过：大约在近代的白话散文中，张爱玲的文字是最精致最聪明的。
读着张爱玲的散文，仿佛看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在袅袅娜娜地低徊着；仿佛听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以她独特的不加掩饰的坦率语言诉说衷情，那绝妙的比喻仿如月落金盆般美妙，于俗人、俗事、俗世中教你体味人生的悲凉、教你洞悉与体谅世间万物、教你如何雅致地活着；仿佛触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那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宽容、所以率性，所以有超脱的慈悲心。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点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点是什么？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散文的语言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于１９３９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如描写净融法师，只在结尾用寥寥几笔作人物肖像描写：净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干利索；面黑，微有几粒麻子。见《净融法师》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三圣庵是一个小庵，几间矮矮的砖房。没有大殿，只有一个佛堂，也没有装金的佛象。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铜佛，一个青花香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见《三圣庵》
描写家乡的运河：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见《我的家乡》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浅析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点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华，号秋实。六岁时随家从东海移居扬州，他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1948年8月12日去世。纵观朱自清的一生，他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他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散文，从早期的写景散文到后期的说理散文，他一生写下许多优秀的散文，但流传最广的是写景散文《匆匆》、《荷塘月色》、《春》、《绿》等名篇，这些文章一直被认为是白话散文的典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还有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背影》、《给亡妇》，游记散文《旅欧杂记》、《威尼斯》等也广为流传。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在他不同类型的散文中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朱自清先生的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巧妙运用比喻、叠字、通感等手法，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说逼真与如画》)朱自清描写景物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荷塘的月光和南方的细雨，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春》具有语言简朴、口语化等特点。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语短意丰，表现力强。为了更好地描写春天，采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和使用叠音字，使春天更形象化、人格化。叠音字的使用具有音乐美，节奏明快、语气舒缓。如“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两个“盼望着”的词语重叠，，强化了人们对春天的期盼。“春天的脚步近了”，更把春天拟人化，似乎春天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偷偷”一词写出了小草不知不觉地出现，不知不觉地生长，活泼可爱。“嫩嫩”、“绿绿”不仅写出了春草的嫩绿、绵软，而且还写出了对人的诱惑力：“嫩嫩”、“绿绿”从质感、色彩两方面准确地写出了初春的小草的特点。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让人体味无穷，让人享受不尽。人们在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不仅果树之花争相斗妍，而且野花遍地，万紫千红。众花还以其特有的色香，吸引无数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蝴蝶翩翩起舞。用南宋志南和尚的“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来状写春风的温暖、柔和;“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写南方的春雨连绵，使树叶子“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雨夜，一点点黄晕的灯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白天，“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这俨然是一幅春雨农耕图了。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这些文字向对话一样娓娓道来，显得更加亲切，但又表现出丰富的内涵，显示了春天的生机勃勃。那流畅自如的旋律，那轻松活泼的节奏，那字字推敲的选词与灵活多变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朱自清不愧是语言大师，他用文笔把短暂的春天从自然界拉回到书面上，使其四季常驻，随时可睹。
《绿》中写到：“走到山边，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这水声悦耳动听，给人以余韵袅袅的美感。还有那“微微”的云，“油油”的绿意，“闪闪”的绿色，“汪汪一碧”的潭边，“滑滑”的明亮的绿，写出轻柔的情态美，给人以娇嫩、透明的质感，也表现出明快的节奏，清朗的格调。“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踞”字以动写静，一个“踞”字把梅雨亭写活了，把梅雨亭比喻为一只“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的苍鹰，突出了它那踞在“一角的岩石上”的险峻之势，给我们以凌空突起之感。也突出了此处险峻的气势。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招引”与“追捉”这两个词默契得多么好啊!把梅雨潭的绿对“我”的强烈的吸引，把“我”领略那可爱的绿的急切心理，融为一体，至此，情与景真象水乳那样难分难解了。《绿》中的比喻有二十个之多。“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异。使人禁不住产生想抱住她的妄想;更形容了她那动态的美，又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块融化了的蔚蓝的天，突出其鲜润。“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象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文中还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侧面显示绿的特征，“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从视觉、触觉、感觉等几方面形象地再现了绿的柔美、明亮、软嫩、纯净的特征。《绿》结尾展开了丰富的想象，“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了。”
句式整齐，感情洋溢，语气磅礴，引人入胜。随着作者感情的波澜，不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而且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也会从心头漾起。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不能说不可爱;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不能说不俊美;西湖的波，不能说不明丽;秦淮河的水，不能说不旖旎。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它们不是太浓，就是太淡，不是太明，就是太暗，都无法与梅雨潭那明暗适度，浓淡相宜的绿相媲美!朱自清先生用细腻、典雅的语言，恰到好处地把明艳多姿的画面与逸趣横生的情怀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
《荷塘月色》成功地描写了荷塘的月色和月下的荷塘，于景色描写中寄托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文章多处使用比喻、通感、叠字等，使得全文语言典雅，充满诗情画意。用三个比喻写静态的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绘出了淡月辉映下荷花的晶莹剔透，绿叶衬托下荷花的忽明忽暗以及荷花纤尘不染的美质。通感的使用更使文章的语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感就是在描写客观事物时，凭借人们各种感觉间的息息相通，用形象的语言把某一感观上的感受移到另一感观上，使“一种感觉超越了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印象”(钱钟书语)。例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清香”本来是属于嗅觉的，作者却将它转化成听觉上的“渺茫的歌声”，令人联想到若有若无、轻淡幽香、沁人心脾等，其间感觉的转移伴随着想像的跳跃。此外，叠字的运用不但传神地描绘出眼前的景象，而且使文气舒展，给人音韵和谐的美感。如“蓊蓊郁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亭亭”的荷花、“田田”的叶子、“缕缕”的清香、“脉脉”的流水，“密密地”“静静地”“重重”围住等等，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叠字的使用，造成音节上的重复，更突出了树多而密的特点。“远近高低”虽然也写出了不同的方面，但没有叠音词给读者的感觉那么强烈。“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的。月光像流水一般地倾泻”，“泻”有倾泻之意，用“照”字太直白，缺少蕴含。而“泻”加强了月光的流动感，更加贴切、形象、生动，与“静静地”配合在一起，准确地写出了月光有形而无声的特点，显示了月光的幽静之美。“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一个“画”字既突出了杨柳影子之美，又表达了作者的喜爱之情。那“浮起在荷塘里的薄薄的青雾”，用“升”字太硬，无法突出雾的轻和柔，而“浮”是轻而缓地出来，显示出雾的轻飘状态，在《荷塘月色》中，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
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表现出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背影》的语言非常古朴质实。如“进去吧，里面没人”如话家常，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章的完美结构构成和谐的统一，全文除了夹入了一些文言词语以外，没有华美的辞藻，生僻的词语，都是质朴自然的家常话，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提炼得非常简洁。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我看见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其中“蹒跚”写出了父亲的不灵便。“攀”显示了月台的高度，更显示出了父亲的吃力。“缩”写得细致，可以想见父亲那沉重的身体上去之难.体现出父亲对儿子深切的爱。叶圣陶老先生对《背影》作了高度的评价：“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
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用白描(所谓白描就是不设喻，不加形容和修饰，用质朴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写出来，给读者以身临目击之感。换句话说，白描是用叙述的方法进行描写，达到再现实景的艺术效果。)记叙事实，不作任何修饰、渲染。、写父亲多么关心爱护儿子，儿子又是多么感激思念父亲，但像“关心”“爱护”“感激”这一类的抽象现成的字眼，文章中却一个也没有用，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大朴正是大巧的表现。文中用词造句都经过认真考究，绝不随便。“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这里的“说定”，如果用“说过”似乎也通，但逊色多了。“说定”不送，后来终于还是送了，实际上是说而不定，很好地表现出父亲当时的矛盾心理。“熟识”一词，说明父亲嘱托的这个茶房该是靠得住的;“再三嘱咐”，表明嘱咐茶房遍数之多，不厌其烦，反复交代，唯恐茶房有半点疏漏;“甚是仔细”，表明嘱咐内容之详，把送行中应该注意的细微末节都提到了。
这些用语，强调说明父亲已经为儿子上车作了极其精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字眼虽然十分平常，但用得恰到好处，使父亲爱子之心跃然纸上。语言平实简洁，却能传达出无限深情是文章语言又一特色。全篇文字平平实实，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切怀念之情，因而十分感人。话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因此也容易引起联想，由此发现人世间普遍平平常常而又最为珍贵的美好感情，给人以性情的陶冶，增进人们对天下父母心的理解。
《给亡妇》中语言明净素雅,如话家常,“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他从亡妻那一面来打开全文的叙述缺口:先是亡妻死后对“我”和孩子们的不舍与惦记。“你第一惦记着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亡妻虽死矣,但她生前所有的情感、意念并没随之而逝,随之而灭。“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知……。”全文在如水般清亮的文字中,作者的深情不禁氤氲而出、娓娓道来。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旅欧杂记》和《威尼斯》两篇游记散文中，朱自清先生从容地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使他的散文艺术达到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指出：“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在这两部游记中，他极力避免在作品中‘我'的出现，既不写‘身边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作者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
《威尼斯》中：“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反映出了威尼斯的明媚，突出了它是一座水上城市。“干干静静”、“微微”“酽酽”“来来去去”“疏疏落落”等叠音字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威尼斯》第一自然段就用了四个比喻：“大运河穿过威尼斯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走。”这些比喻把威尼斯河网着之密充分显示出来，貌似陆地而实则水域，突出了此城的别致。《威尼斯》叙述和描写也用了很多朴素的现代口语，语言朴实、清新，富有现代口语的特点，简洁，自然而很有新意，如“它哪儿都去”、“只要不怕转变抹角，哪儿都走得到”、“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出于名手的还有味”……这些句子中使用了现代口语的词汇，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圣马克方场是“伟丽”的，公爷府的墙面上用白色和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的方纹，“在阳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而威尼斯唱夜曲的歌女们“微微摇摆在红绿灯球下，颤动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的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用鲜艳的彩笔，描绘出威尼斯的美丽风光和文化特色，使其浓抹重彩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威尼斯“华妙庄严兼而有之”的特点。如“庄严华妙兼而有之”、“以典丽风华胜”、“惝恍迷离之感”等词句，句式工整，节奏感强，使语言更加洗练。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散文大家，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散文笔触细腻、语言清丽、用词精准而奇妙、文字简洁。善于描绘景物，使其各具特色，且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都令人心旷神怡，留恋不已。用“浓妆淡抹总相宜”来概括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征，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在语言的铸炼方面进行了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
总观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色，从写景散文的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到叙事散文语言的质朴腴厚，到游记散文的字斟句酌，无不显示出他散文独特的语言特色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正像杨振声说：“朱自清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言上不造作、不掩饰，真正做到了情从肺腑出。秦淮河的灯月交辉，画舫凌波，与游览者的快意、渴慕之情相谐调，而由歌妓卖唱引起的张惶、矛盾、怅惘、幻灭等情思，意使“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森林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那烟一般轻、梦一般美的荷塘月色，则浸透着作家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疏朗的荷花，清幽的香气与淡淡的月色，同作家意欲摆脱人世烦恼而偷得片刻逍遥的情怀融洽无间。
写景则融情于景，叙事则化意入事，这正是朱自清白话散文的动人力量之所在。“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高尔基语)，朱自清散文艺术的高度成就和他语言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散文不矫揉造作，他取法天然，水到渠成，如出水芙蓉，清丽淡雅;如风行水上，自然流畅。李广田在《朱自清选集》的序言中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营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我们把握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就能领略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所以说，朱自清先生在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崭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