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久流长的;造形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设法子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
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从前她进行离婚，韧出来找事的时候，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女职员，女教师，大不相同，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直接，所以，虽然这是一切职业文人的危机，我格外为苏青的虑到这一点。)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调帐。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俏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的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这些以后再谈吧，现在且说她的人。她这样问过我：“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技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根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
尘埃里开出来的姊妹花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各类报纸杂志多如牛毛，造就了一大批以写作为生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属于其中的佼佼者。
当时的苏青离婚后拖着几个孩子，又办着一份杂志，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爱玲正大红大紫。苏青便向张爱玲约稿，希望张“叨在同性”的分儿上给她的杂志赐稿。张爱玲看到苏青如此快人快语，当即给她寄了一篇小说《封锁》，没想到这篇小说让胡兰成大为赞叹，跑来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结果一场倾城之恋轰动上海滩，也给后世留下说不尽的话题。
其实张爱玲与苏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张爱玲是名门之后，一向遗世独立。苏青来自浙江宁波，虽然家境富有，但是丈夫李钦后死要面子，不想伸手向家里要钱。有一次家里揭不开锅，苏青伸手向李钦后要钱。李钦后当时失业在家，正窝了一肚子火，看到讨钱的苏青，抬手就是一巴掌：“你也是文化人，你为什么不自己挣钱？”这一巴掌打碎了这对金童玉女的婚姻，也把苏青打上了职业女性之路。她的职业就是卖文。
胡兰成与张爱玲经苏青介绍相识时间不长，两个人的倾城之恋就在上海滩人尽皆知，这让苏青极不开心。苏青早于张爱玲认识胡兰成，并且两人早就有了一段地下情。
对于胡兰成，苏青是才貌俱佳的美人。他曾经公开说过，苏青“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
苏青一向写不来虚构的小说，她的文字大都写实。在1949年秋天出版的《续结婚十年》中，她以“谈维明”来影射胡兰成。以苏青一向为人直爽、口无遮拦的个性来看，《结婚十年》乃至《续结婚十年》都是她的人生实录。这个谈维明“当过什么次长，也做过什么报馆的社长”，“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当时我被说得死心塌地地佩服他了，我说他是一个宣传家，那是五分钟以后才发觉的，唉，我竟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这个男人明白无误就是胡兰成。
而张爱玲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隐秘之情，那时候她才20岁出头，不懂人情世故。当时胡兰成因文事坐牢，苏青认为张爱玲名气大，是当红作家，说话有影响力，便带着她来到汪伪政权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家，想通过周佛海说服汪精卫释放胡兰成。
苏青和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是密友，张爱玲插不上嘴，就看周家的古董。周佛海凑上来说：“这是端砚，鱼脑冻和胭脂晕，是最好的两种，都出自大西洞。张小姐是大作家，想必对文房四宝是有研究的。”
张爱玲摇头发笑：“我们这一辈用的都是派克钢笔。”
周佛海点头说：“是啊是啊。”
杨淑慧和苏青从内室里出来，杨说：“你这木渣渣的脑袋，也好跟人家才女攀谈？”
周佛海说：“我看人家张小姐对砚台有兴趣。”
张爱玲夹在中间有点难堪，解嘲说：“中国真是，连砚台的名字都叫得这样好，鱼脑冻、胭脂晕。古人的好，今人是永远追不上的。”
苏青说：“所以你把老清装都穿上啦。”
周佛海说：“小姐们穿穿是新鲜，我们要是穿上，那可就是搞复辟啦。”
杨淑慧听到此把脸一沉：“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倒要问问你，胡兰成犯的`是什么罪，要把他关起来？没事就把人家给放了，你们这些人，老虎打不动，苍蝇倒拍得勤。”
周佛海坐着，低头喝茶，末了说：“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汪先生要找他谈谈。”
周太太补了一句：“不可能一谈就谈了一个月吧？”
就这样，胡兰成被放了出来。
胡兰成出于对苏青“救命之恩”的感谢，有事没事总是撇开张爱玲来看苏青。后来他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在。她喜欢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在女友家相逢老情人，张爱玲立刻泛出醋意，一时不及掩饰，被胡兰成看了出来，苏青也看了出来。不知道这件事最后如何收场。胡兰成像只夜猫子，总在黄昏天黑时分蓦然出现在苏青的家。苏青在小说中写道：
“然而不久，我终于遇到一个知道我的人，叫作谈维明。他的脸孔是瘦削的，脑袋生得特别大，皮肤呈古铜色，头发蓬乱如枯草，是不修边幅的才子典型。然而他却有着惊人的聪明，加以博学多能，于社会、经济、文学、美术等无所不晓，这可使我震慑于他的智慧，心甘情愿地悦服了。他天天到我家来，坐谈到午夜，浓浓的茶叶、强烈的香烟味，使两人兴奋而忘倦。”
“露水妃子”与“文艺姘头”
苏青的妹妹苏红在晚年对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姐姐和张爱玲好得很，经常一同逛街，一同看电影，还互相换裤子穿。”两个女人好到换衣裳穿的程度，这是女人间不太多的友谊，民间形容两个人要好，就说“好到穿一条裤子”。
当时由于报纸杂志业繁荣，《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提议举办一次女作家聚谈会。
在聚谈会上，主持人问苏青哪一位女作家的作品最好，苏青当着众多女作家的面堂而皇之地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主持人随后又问张爱玲：“我们再听听张爱玲女士的意见。”张爱玲说：“古代的女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的只有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两个人如此露骨地惺惺相惜，引起在场一大批女作家的愤怒，散会后众人均不理她俩，可她们两个人照样谈笑风生。
这时候苏青尚未创办杂志，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写作。但是她的笔不如张爱玲勤快，稿费时断时续，这便让她的生活有时十分难堪。
她的一篇《谈离婚》让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大为赞叹，认为她将离婚男女的心态写活了。得知苏青急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养家，陈公博便主动提笔给苏青写了一封信，请她做市府专员，帮着整理文件。苏青也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收到一封密信，一位好心人提醒苏青，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太危险，须提防有人暗中下毒手。
苏青看了信后非常害怕，陈公博也看出她的苦恼，便暗中寄给她10万块现大洋，让她创办一份杂志。
当时印报纸杂志的白纸十分紧张，陈公博又为她弄到了两车皮白纸。苏青片刻不想等待，立马行动，注册了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社。
去运纸的那天，苏青起了个大早，跟着卡车司机亲自去押运。满满一卡车白纸，苏青就坐在纸堆上，车子开得飞快，大风将她的头发吹起来，纸堆有弹性，摇摇晃晃的，她招摇过市，得意扬扬。
这时候，上海的小报上关于苏青是陈公博的“露水妃子”、张爱玲是胡兰成的“文艺姘头”正在风传。
苏青将小报拿给张爱玲看，张爱玲推开说：“我从来不看这个。”苏青其实也不看，是朋友特地给她留着的，她一把火将一沓小报全烧了，却再也无法摆脱陈公博。
两年后的某一天，一个叫姜贵的人来看她，给她带来了一张报纸，上面正是陈公博被处决的照片。苏青吓得面无人色，将一张银行存折交给姜贵说：“全给你，你帮我处理吧。”上面的钱全是陈公博打给她的。
曾经的闺密不再提
陈公博被处决后，大街上什么说法都有，到处人心惶惶。苏青深居简出，她尽可能低调，不想再惹出任何麻烦。但是要想恢复到成名前的平静怕是不可能了，总有男人不请自来，这姜贵便是其中一位。
当时姜贵看到苏青的小说，心生向往，两个人来来往往，后来同居。陈公博被枪毙后，姜贵怕引火烧身，住到无锡不再回上海。偶尔，姜贵会赶晚上的车到上海，在斜桥弄苏青的公寓里住上半宿，只住半宿，天不亮就赶早班车回无锡。每次过来，他都打电话通知苏青，她就早早把孩子们安排在地板上睡觉。深更半夜，姜贵走进去，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的都是孩子。姜贵左一脚右一脚跳跃着从地板上走过，小心又小心，生怕一脚踩到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苏青一个人寂寞地坐在藤椅上等着他。
后来姜贵和苏青渐行渐远。苏青后来把她与姜贵的交往全写进了小说《续结婚十年》中，这完全是一部纪实小说，所有与苏青有过交往的人物全部可以从其中找到对应，除了曾经的闺密张爱玲。多年以后，张爱玲的纪实小说《小团圆》出版，所有她结交过的人物也写了个遍，就是不提苏青。
一对歧途佳人
苏青的最后一部小说叫《歧途佳人》，其实她与张爱玲才是真正的歧途佳人。或出于某种目的，或因为少不更事，她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结识了不靠谱的男人，分别在两条歧途上走了很远，最后殊途同归：都穷困潦倒，抑郁而故。不同的是，一个死在国内，一个死在他乡。
1949年以后，张爱玲冷静地观察了一段时间，还亲赴乡村参加土改。看到当时许多的口号和过激的做派，她无法忍受，认定自己在国内前景不容乐观。满大街统一的蓝或黑的人民装在她眼里是那么难看，她对弟弟张子静说：“这样的衣裳打死我也不能穿。”她后来借口去香港大学复读，从深圳罗湖出关到香港，最后又前往美国。
与张爱玲相比，苏青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她在一夜之间就顺应时代潮流穿上一套女式“人民装”，混迹在人流中，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老上海当红的女作家。她最后选择留在大陆，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活下去，也相信不管什么人当政，柴米油盐的日子总是要让人过，无非就是找一个挣钱养家的职业。苏青后来做了编剧，“反右”时受“胡风事件”牵连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工资停发，苏青生病时连两块钱的出诊费都掏不出，于1982年冬天含恨而故。
13年后的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被人发现，在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察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随便抛弃在荒漠无人处……”
引导语：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总会让人有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喜欢她细腻的文笔，但又有些惧怕她的不近人情的冷清。下面是有关张爱玲解说红玫瑰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读了好几遍,领悟了一点点。
红玫瑰一直存在在男子心里不可触碰的位置,就像一座监牢,背叛终身监禁却禁止探监。
白玫瑰则是男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我的男性朋友却是这么理解的：
当一个男人习惯了热情如火的生活，忽而在他的眼中飘起一抹白绫的话，会给这个男人带来静谧空灵的美感。
而当一个男人生活越来越规则化，就更渴望红玫瑰的那种狂放不羁，当他眼中跳动着某种火焰的时候，那朵红玫瑰即便是不会再出现，也会在他的心中结下一抹解不开的心结。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经典语录
佟振保不知道他和王娇蕊属于哪一种，更不知道他和烟鹂属于哪一种，只是他们很快结婚了，因为有时候拥有和失去都是一刹那的事。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一个男人的一辈子都有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了，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最经典的语句假如失去了情人而仍然和原配妻子在一起，那么这个原配妻子就成了饭渣子老是粘在身上，情人就是心口那颗难以忘记的朱砂痣。
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
想好好的.爱吗?先坏坏的伤几次。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错的人，是种荒唐!
在对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是种巧合!
在错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错的人，是种感伤!
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错的人，是种心酸!
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是种遗憾!
男子憧憬一个女子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是种幸福!
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张爱玲 -逸闻趣事
张爱玲张爱玲在上海时，好奇装异服。当时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 ，给同时期在上海活跃的著名女作家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是“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民国时期，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是蜚声上海文坛的4大才女。同一时期，上海还有1大批“小姐作家”。她们相互之间作矜持状，各自谈及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让：“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苏青与张爱玲则互唱互和仿佛唱双簧：“只看张爱玲”(苏青语)，“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语)。潘柳黛在《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中，对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尖刻地讥讽这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以上海人脑筋之灵，不久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随后果真有“贵族排骨面”上市;后来张爱玲到香港，有人告诉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回答说：“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文科就读时有位好友炎樱，张爱玲书中屡有描述，并录下一些炎樱语录。张爱玲对炎樱的描述有：“炎樱姓摩希甸，爸爸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妈妈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也就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炎樱进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校方指派的学生长，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我们回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她读到毕业，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