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作一个概要性的阐述，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便利的了解《坛经》及慧能南宗的禅法特色;同时对《坛经》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也能有所了解。
禅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之一，如果说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而记载六祖慧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则可说是禅宗的“宗经”。它是禅宗的基本理论阵地，特别是它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且《坛经》是中国僧人汗流充栋的佛教著述中唯一的一部被奉为“经”的经典性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坛经》的特殊地位。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即利用了许多学术界新的观点，对《坛经》的相关问题以及其基本禅法思想、历史地位等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
一、围绕《坛经》的相关问题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为《六祖坛经》的略称，由于它记载了慧能的语录和事迹而成为禅宗神圣的“宗经”。《六祖坛经》曾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一阵激烈地争论和研究热潮。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是：《坛经》是怎样形成的;《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版本变化如何;《坛经》与慧能思想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些都是学术界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所在。以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1、《坛经》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肇始即是众人所熟知的 “灵山微笑”，佛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尊者，因此尊者即为印度禅宗的初祖。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授，传至第二十八代为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即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而为中土禅宗之初祖。达摩来中土传禅，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东山法门”，在此时中国禅宗得到真正的创立。
在五祖弘忍的门下出了两大高足即神秀与慧能，神秀(606——706)主要在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弘扬禅法，时称为北宗。而慧能则主要在南方地区弘法，时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称。其后慧能南宗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以至于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说到禅宗，都是指慧能的南宗。慧能之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论，被其门人记录下来，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由于慧能的弟子视慧能如佛,慧能的法语,犹如佛语,慧能在法坛上说的法,因而被称为《六祖坛经》,简称《坛经》。要研究慧能的禅法思想，了解南宗禅《坛经》是必不可少的典籍依据和必须研究的课题。
2、《坛经》的作者
关于《坛经》的作者，中国学者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曾经对《坛经》的作者提出质疑，他认为此经是由慧能的弟子神会或神会一系的人所作。他这种观点立刻掀起将近三四十年来的激烈辩论,战火还从大陆漫延到台湾和日本。民国十五六年,胡适分别从伦敦、巴黎和日本得到一批有关禅宗的史料。两三年后(民国十九年)，胡适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荷泽大师神会传》;[1]另一篇是《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2]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慧能，而是他的弟子神会禅师!这个结论当然违背了传统的说法——《坛经》是慧能所说，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因此胡适这一观点引起了三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的大论战。很多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这一大胆的观点，如钱穆、杨鸿飞、印顺法师等，有关批判胡适这一观点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张漫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和《中国佛教文史论集》二书中。[3]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入矢义高、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他们对胡适这一观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肯定或部分地肯定：《坛经》是由慧能口述，由他的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本人也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
3、有关《坛经》的版本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5]中国学者杨曾文教授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6]不过虽然现存《坛经》本子很多，但绝大部分都不过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改传抄本，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日本学者田中良绍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7]杜继文等则说：“现已发现的《坛经》分属唐、宋、元三个朝代编订，可以四种类型为代表：一、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和敦博本);二、惠昕述本(简称“惠昕本”);三、契嵩改编本(已佚失，或即“德异本”);四、宗宝校编本(简称“宗宝本”)，这四种版本，总体思想倾向是一致的。”[8]郭朋先生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9]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如印顺法师、杨曾文教授等认为：在本世纪初所发现的敦煌本之前就有《坛经》流传于世，一般将之称为“坛经祖本”。根据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的一段话：
吾此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10]
根据这段话印顺法师作了精辟地说明，他说：“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11]不过这个《坛经祖本》或有的称为《坛经原本》，现已不存于世，无从查考，人们只是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本子。下面依据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上所说的五种版本《坛经》，一一加以简单的介绍。
(一)敦煌本：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是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2]这个本子是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中(S5475)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册。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朗又参照日本兴盛寺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为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系的还有北京图书馆，有子79号(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胶卷编号为“北8042”)、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还有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不过只剩存首尾二页照片，原件已佚失，这个版本被称为“关东厅博物馆本”或“旅顺博物馆残本”。另外，同属于敦煌系的《坛经》还有一个“西夏文残卷”，发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此版本陆续被发现，共12个残页。
在以上诸敦煌系《坛经》本子当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写本简称“敦博本”的本子。此本是1935年4月8号，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后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077号。此版本虽与敦煌本为同一个底本的异抄本，同属于敦煌系统的本子，但此版本字迹娟秀，是抄写极为工整，错讹较少的写本，且全本内容完整，更具研究价值。此写本现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推杨曾文教授整理编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此书的问世，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被认为“其意义重大”，因为它“推翻了原有的敦煌本《坛经》是天下孤本的结论”，“敦博本的发现在于，纠正前人对慧能思想的认识，校出新的善本，使人重新考虑同种《坛经》流传的范围和流行时间，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唐宋之际此种《坛经》相当流行，是代表禅宗的正统思想。”[13]敦博本坛经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坛经》提供了好的、新的资料。
(二)惠昕本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僧人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称为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14]此本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三)契嵩本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朗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子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存一卷十品的契嵩本可能已经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了。[15]此本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明藏本”或者“曹溪原本”。
(四)德异本
现存的《坛经》本子，还有一种被称为德异本，此本正文与契嵩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此本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此本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祐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被称为“延祐本”。
(五)宗宝本
《坛经》另外的一个本子就是宗宝本，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本子校雠而成的。《跋》中说，因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16]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17]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的再刊本，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有可能是契嵩本。[18]所以宗宝本与德异本实际上都属于契嵩本系统。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和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是“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19]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本《坛经》仍然是最为流行的本子，自明代以来，它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本。
以上各版本的《坛经》，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慧能与南宗思想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坛经》与慧能南宗
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学术界并不能完全一致，然而《坛经》之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虽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但仍基本代表着慧能的思想，这却是大家比较共同的看法。从现存各版本《坛经》的字数来看，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两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证明《坛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实。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把后来《坛经》增加或补充的东西都视为窜改或者伪造。任继愈先生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20]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晚出来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实。事实上从现存各本《坛经》的内容来看，现存的各种《坛经》本子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慧能自述生平;二是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三慧能平时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的问答，临终附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而第三部分，后出来的《坛经》本子在内容上虽然增加了不少，但考之禅宗史中有关慧能及其弟子的记载，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也还是可信的。所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仍基本上代表着慧能的思想，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版本的《坛经》不同的记载中，比较全面的把握慧能的思想，以及慧能思想在南宗发展中的影响，乃至慧能南宗门下的发展和演化。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各种《坛经》的本子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都有阅读和研究的必要。这正如杨曾文教授所说：“《坛经》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反映。研究禅宗思想和历史演变，各本《坛经》是重要资料。”[21]
二、 《坛经》的基本禅法思想
《坛经》是了解和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主要资料，它以凝练的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了慧能的禅法思想。本文即主要依据敦煌本和宗宝本坛经，对慧能基本禅法思想作一归纳概括。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2]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23]“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24]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25]“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26]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27]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28]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如在宗宝本坛经第二〈般若品〉全品便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坛经》中说：“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29]他又说：“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30]而所谓无念，慧能说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31]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32]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33]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34]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35]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36]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37]“众生各须自性自度”，[38]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机。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39]“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40]“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41]“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42]“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43]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
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44]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这一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六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45]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所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46]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47]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48]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
而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49]《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
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50]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
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51]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52]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对于坐禅慧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名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53]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54]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55]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宗宝本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56]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57]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宗宝本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58]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59]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三、 《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六祖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记载其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六祖坛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特殊的地位，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作“经”的经典性著作。
所谓“经”，梵语修多罗，意译为契经，一般简称为“经”。印顺法师在他的《般若经讲记》中是这样解释“经”的，他说：“‘经’，梵语修多罗，译为线，线有贯摄零星散碎的功能。佛弟子将佛所说的法，依文义次第，结集成章成部，如线贯物一样。能历久不失，所以名为修多罗。中文的经字，本也是线，如织布有经线纬线。后人以古代有价值的典籍为经，渐渐附以可依可法的尊贵意思，所以佛典也译之为经了。”[60]一般来说佛法有五种人说：一、佛自口说;二、佛弟子说;三、仙人说;四、诸天说;五、化人说，但通常以经是佛说为通说。经的地位尊崇，表示其影响深广，是其它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作为思想的典范之确立与导向之意。那么，在汗牛充栋的禅宗典籍当中，记载慧能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就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述被奉为“经”的著作，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二)《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五家七宗尽出于《坛经》。
《坛经》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离开了《坛经》就无从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难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慧能圆寂后，慧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青原系、南岳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慧能南宗经南岳系和青原系更进一部发展演化出五家七宗，即由南岳系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由青原系分化出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宋代时由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和杨歧二派。此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又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都以《坛经》作为主要传法的依据则是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61]
《坛经》是禅宗各派传教和传授禅法的主要依据，是慧能所创的南宗传法的根本经典，是慧能南宗的理论旗帜。禅宗各派都以《坛经》作为指导思想，积极地将慧能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理论与禅行之原则具体贯彻到实际的宗教生活中，使得慧能所创的禅法在禅行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从而“当其他各宗大都凋零枯萎时，禅宗却五宗并起，形成争妍竞秀一时称盛的局面。”[62]最后，慧能南宗终于淹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其它各支，而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并且几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坛经》使中国佛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在《坛经》当中，慧能高举顿悟成佛之说，似狂飙横扫，使中国佛学思想面貌一新。在慧能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因循的是印度佛教所提倡的循序渐进的修行方式，如传统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主张依戒而定，依定而慧。而慧能提倡定慧不二，即定即慧，甚至主张即心即佛，心佛不二，顿悟成佛。他的顿悟强调顿悟顿修、不假阶渐、瞬间完成、彻底的觉悟。慧能这种别具特色的顿悟论，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顿悟论是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在修行上，慧能的顿悟论则给人们修行成佛指出了一条简捷成佛的道路，大大缩短了佛与众生、世间与出世间、在家与出家之间的距离，以便于向社会各阶层传法，扩大南宗禅的传播范围，而且影响所及，使整个文化领域无不因其溶铸而生机蓬勃。所以《坛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正如张漫涛在《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中所说：“《坛经》不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本质的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63]这充满赞誉的话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坛经》所包蕴的思想文化“含金量”。
其次，《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坛经》中慧能最具代表性的禅法理论就是“心性论”，慧能非常关注本体之心，认为此心本来清静，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他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64]众生应从此心上去求得解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65]正是慧能这种心性论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中介环节，它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慧能之前的儒家那里，他们思维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主体自身，他们对主体之“心”，没有认真地进行多少探讨，而是关注主体以外的社会客体，或一味治经解经、修辞修文，或偏究宇宙本体，他们对主体自身的心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致思方向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客体逐渐转向了主体的心性、性命等。
导致儒家致思方向与理论旨趣发生改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受到《坛经》中慧能心性论的影响，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推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明(1478——1528)。据明的朋友与学生黄绾记载，明经常让其弟子读《坛经》，领会其中的思想：“又今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66]把慧能《坛经》的思想当成“合于良知之至极”，可见明受《坛经》影响有多深。
明不仅吸取了慧能《坛经》的心性说的基本思想，而且他更高度突出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在明哲学整个理论结构上，他的“致良知”学说完全是以慧能《坛经》的理论结构为模型，这表现在：慧能认为佛性人人皆有，明也主张“良知人人皆有”;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明也主张彻悟良知即成圣，自昧良知即是凡夫。慧能认为佛性虽然众生人人本具，但能一念彻悟的人乃是上根利智者，而大多数人需寻求善知识示导见性，明也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而下根之人则必须“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才能明尽本体。[67]因此可以说明是用《坛经》慧能的理论框架构筑起他的“致良知”学说的。正因为如此，明的心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禅“阳明于禅学卷舒运用熟矣，朱子谓陆子静欲成一部禅，愚谓阳明也一部禅矣。”[68]刘宗周说：“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69]明吸收慧能《坛经》的心性论所构建的良知理论，标志着中国哲学上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他的心学使中国哲学走向丰富、深刻和圆熟，而《坛经》中慧能的心性论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由此可见慧能《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乃至《坛经》在中国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坛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坛经》中所体现出慧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了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如《永嘉证道歌》中，玄觉诗云：“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朱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70]王维《别终南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空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也忘言。”这些诗篇，皆以寥寥数语，给人留下了山水自然之景，幽深玄寂之境，并表达了一种色空双离，人我两忘和无执无著，任运自在的洒脱禅意，其空灵、超脱、恬淡的意蕴令人玩味不尽。
在《坛经》慧能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文学上还出现了“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一类把参禅与作诗相比拟，以禅理来说明诗歌的创作、欣赏和评论的现象。如韩驹就提出学诗浑似参禅的观点，他说：“学诗当初如参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71]王瞻民也说：“学诗真是学参禅”。[72]宋代诗论家严羽更明确地指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73]到了清代的王渔洋又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妙悟说”而提出“神韵说”，认为“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74]由此把以禅喻诗、诗禅一致论推向了极致。
《坛经》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的禅趣风格和超然的意境，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笔简形具，气韵为主的山水画派的兴起。如诗画家王维，他的破墨山水画的画法和画风就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开创的，由此，他被称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到了宋代，画家们为了追求慧能南宗禅的空灵之境，在画画时其手法就是用虚而不用实，在绘画中更注重布白的运用，而不强调背景的渲染，由此使得画面显得空灵洁净，从而营造出超然于象外的艺术效果。除了山水画之外，中国的人物画也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别具风格。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影响与地位。
《坛经》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坛经》中慧能南宗禅的理趣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慧能南宗禅重体悟心证的影响下，许多书法家以禅入书，把书法看作是禅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形成了独特的以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法理论。宋代朱长文在《继书断》中曾说：“书之至者，妙与参道，技艺云乎哉!”[75]这就把书法之道与参悟联系了起来。宋代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书法之道在于体现心灵的超然物外和自然放逸，不应为外物所拘。由此许多书法家都十分强调在写字时达到忘我的境界，心地清静，无欲无求，以佛教禅宗的理趣来要求书法创作，并寓禅理于书法之中。宋代著名的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充满了禅的底蕴，表达着心灵的感悟，这些都是慧能南宗禅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
总的来说，慧能之《坛经》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以他浓郁的芬芳熏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等都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坛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史、文化、思想史上也都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坛经》不仅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其影响还远及海外，对世界文化、思想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今的世界，无论是越南、泰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还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慧能的《坛经》仍然深受当地宗教、哲学、思想家的青睐，是仅次于《心经》而被翻译成外语次数较多的经典。目前《坛经》的英译本有十二种近二十本，除此之外，还将《坛经》翻译成日、韩、法、西班牙文乃至德文等，蓝卡斯特教授在他的《英译六祖坛经版本的历史研究》一文中说：“《坛经》是西方世界最熟知的佛教经典之一。”[76]由此可见《坛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之大。现在，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坛经》仍然是学者、专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他们纷纷围绕《坛经》展开了细致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附录中将详细罗列中外学者对《坛经》的研究成果。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也都说明了《坛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总之，《坛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宝贵财富，而且还在二十世纪给西方分化以极大的影响，人们纷纷围绕《坛经》作种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坛经》中挖掘养料，来滋润自己本国的宗教、文化、思想。《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思想史、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地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围绕慧能《坛经》的种种问题、《坛经》中慧能的禅法思想以及《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等都作了概要性的论述说明。《坛经》以简练的文字对慧能的禅法思想作了比较真实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和必须的课题。《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不仅在中国佛教思、思想史、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的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慧能之《坛经》就象一盏明亮的灯，将他的智慧和光芒撒遍寰宇，遍照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求道者倾向的潮流”[77]，这盏明灯将永远闪耀不息，照亮着芸芸众生。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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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1969年版。
[2] 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卷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10月版。
[3] 二书均见于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4] 见石井修道：《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介绍》一书，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70年11月版，第80页。
[5] 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
[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7页。
[7] 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大修馆书店昭和53年3月版，第250页。
[8]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8至179页。
[9]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11页。
[10]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大正藏》卷51，第438页上。
[11]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7页。
[12]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79页。
[13] 见《中国哲学年鉴·199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15页。
[14] 胡适：《<坛经>考之二》，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7页。
[15] 见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3页。
[16] 元·宗宝：《跋》，《大正藏》卷48，第364页下。
[17]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75至276页。
[18]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96页。
[19] 见郭朋：《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157页。
[20]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文史·遗书编》下册。
[2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06页。
[2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页。
[2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4页。
[24]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7页下。
[2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0页中。
[26]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
[2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大正藏》卷48，第349页上。
[28] 《曹溪大师别传》引见《续藏经》第148册，第485页。
[2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7页。
[3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至中页。
[32]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31页上至中。
[33]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三》，《大正藏》卷14，第538页中。
[3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页。
[3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附嘱品第十》，《大正藏》卷48，第361页上至中。
[3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下。
[3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页。
[3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4页上。
[39]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40]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6页。
[41]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4页。
[42]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9页。
[43]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页。
[4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50页中。
[47]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1页。
[4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第749页上。
[49]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60页。
[50] 同上，第161页。
[51]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大正藏》卷48，第353页下。
[52]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3]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页。
[5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7页。
[56]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上。
[57]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大正藏》卷48，第352页中。
[58]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59]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大正藏》卷48，第355页下。
[60] 印顺：《般若经讲记》，台湾正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65页。
[61] 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大正藏》卷48，第345页下。
[62] 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63] 张漫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本集编辑旨意》，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64]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65] 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大正藏》卷48，第351页上。
[66] 明·黄绾：《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1页。
[67] 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38至39页。
[68] 明·陈建：《学部通辨》，见吴长庚主编《朱陆学术考辨五种》，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69] 明·刘宗周撰：《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九，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6月版。
[70] 唐·玄觉撰：《永嘉证道歌》一卷，《大正藏》卷48，第396页上。
[71] 韩驹诗见《陵阳集》，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768页。
[72] 南宋·王庭圭：《泸溪集》卷六《赠曦上人》，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
[73]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810页。
[74] 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载清王士祯撰《带经堂诗话》卷三《香祖笔记》，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版，第131页。
[75] 宋·朱长文：《续书断》载四库艺术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76] 见《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编1997年版第3期，第314页。
[77] 荻顺纯道：《禅宗史入门》，日本东京平等寺书店1980年6月版，第124页。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显隐，实际上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所谓“隐”即隐晦曲折，指的是含蓄隐曲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所谓“显”，即显豁，指的是率直浅切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一般说来，中国的古典文论称誉含蓄手法者多，但也有许多作家刻意追求直白显豁的风格，甚至形成一些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如中唐时代的新乐府诗派，宋代苏舜钦和梅尧臣追求的苏梅体等。下面分别加以述论：
含蓄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与诗歌创作中的浅平直露，一览无余，略无余蕴相反，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实际上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故意说得隐约含糊，让人捉摸不透，如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阮籍的《咏怀》诗等;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印象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言已尽而已无穷，如钱起的《湘灵鼓瑟》结尾“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如李贺《雁门太守行》采用的印象连缀方式等，使读者从诗人有限的描叙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一、含蓄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以及追求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陈风·株林》以隐约朦胧的方式达到尖锐嘲弄的目的，可以说是开了含蓄朦胧手法的先河。但在先秦至六朝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隐以复义为工”，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最早提到“含蓄”一词的似在唐代，如杜甫《课伐木》：“舍西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了梅尧臣的一段重要论述。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然后至也⋯⋯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也…..若温庭
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
二、诗歌含蓄风格的形成原因
1、与儒家的“委婉蕴藉”人文观和道家的“得意忘言”哲学思想有关
首先，它是儒家““委婉蕴藉”人际关系的体现。
周人尚礼。礼的原则在周代这一宗法等级制社会贯彻生活各领域。礼尚敬让。敬让则须下己推人，有谦卑之辞、恭维之语、三揖三让之节，由此决定了礼在表现方式上的蕴藉性：“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己
其次，与道家的“言不传意”的人文观有关。
鲁迅曾说过：中国的士大夫说来是孔孟的门徒，实际上是老庄的私淑。老庄思想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确实很大，且不说魏晋时代士大夫的发言玄远，多 “柱下之旨归”，就是唐宋以还，无论是李白、白居易，还是苏轼、王安石这些中国的一流诗人，他们的思想、作品，无不带有老庄“逍遥游”、“齐物论”的深深烙印。诗人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内容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手法和审美倾向，所以老庄的“言不传意”的哲学思想也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中。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道德经》);庄子说：“道不可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庄子·天道篇》和《庄子·水篇》说得更具体：“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源于此。
2、含蓄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都有这样的审美体验，即含而不露的事物总比浅露、单一的事物更能让人赏心悦目、启人深思，因为它可以唤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和丰富的审美联想，而浅露单一，则会引起审美疲劳。“接天莲叶无穷碧”固然有气势，但“小荷才露尖尖角”更有情思;“风吹草低见牛羊”给人苍茫之感，而“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审美趣味。所谓“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种对自然物的审美态度自然会反映到艺术领域。人们在绘画中追求象外之韵，所谓“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景愈藏，境界愈大，景愈露，境界愈小”等等;音乐上追求弦外之音，讲求“大音希声、至乐无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书法上探求笔墨之趣，强调笔势贵藏锋，所谓“用笔之势，特需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笔意贵涵泳，所谓“笔意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泳不贵显露”;结构布局上贵气韵生动，所谓“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等等;戏剧语言则重视潜台词，戏剧结构中讲究“静场”，以及李渔所谓“小收煞”、“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
3、崇尚含蓄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传统
陆机《文赋》说：“函绵
4、含蓄在文学创作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拓展诗作的想象空间，阔大诗作的内涵和容量，唤起欣赏者的审美参与意识
含蓄对诗人而言，意味着在文本中艺术地建构起开放性的召唤结构，就欣赏者来说，则意味着艺术审美的深度参与。含蓄的作品由于其思想内涵没有表面化和简单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确定性，由于这种诗的空间有着“景外”的巨大空白和“象外”的开阔地带，所以不仅为创作主体指出了一条拓展诗的空间的途径，而且也把接受主休形象思维活动的轨迹引向更加深
5、由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有时在表达上必须采用含蓄手法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现实生活，丰富复杂。生活中有些话或者不便明言，或者不宜明言，或者不必明言、或者不敢明言，必须采用含蓄的手法来表达。
不便明言的，如李益的《伴姑吟》：
十六作伴姑，含情语邻母。
今年新嫁娘，问年才十五。
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越中风俗，娶新
不宜明言的，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真正的关怀，不见行迹;真正的友谊，不必明言，这大
不必言明的，如于
花开蝶满枝，花落蜂还稀。
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
这首诗是讽刺世态炎凉的。以蜂蝶比喻趋炎附势之徒，以燕子垒窝旧巢赞誉气节操守。喻体蜂蝶采花、燕子垒窝皆是人们常见的生活现象，趋炎附势也是人们熟知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不必特别挑明。
不敢明言的，如茜桃的《呈寇公》：
一曲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公”指北宋时宰相寇准，茜桃是他的侍妾。据说，寇准生活非常奢侈，常在酒宴上将成捆的绫绸赏给歌女。作者有感于此，故“呈”诗相讽。但寇准是气焰熏天的宰相，自己只是一个侍妾，稍有不慎，不但讽谏的目的达不到，还会惨遭不测。所以出于义愤和良心不得不言但又不敢明言，只好采用迂曲的手法，去指责歌女们贪得无厌，唱一支曲子可以如此重赏仍然嫌少。她们哪里知道，农家织女在萤火般微弱的窗灯之下，要抛掷多少次梭子才能织成一束绫呢?实际上，明说 “美人犹自意嫌轻”，暗则指“大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爱惜民力民财。
三、含蓄手法的分类
含蓄的内容是靠含蓄的手法来表达的，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点明有含义，却不说出含义是什么
如陶渊明的《饮酒》(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咏歌隐居之乐，表达他对喧闹的世俗官场的
李白的《山中问答》也是欲吐半吐，不直接点明含义的真正内容：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用设问设答的形式，首先让对方提出问题：为何要栖隐山中?诗人对此是笑而不答。但是又并非拒绝回答，因为下面两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已部分作了回答：这里风景很好，同世俗社会大不一样。但究竟好在何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诗人并未点明。此诗写在天宝四年诗人从长安被“赐金放还”之后，三年的长安供奉生活，使他看透了上层的腐朽没落，也使诗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发生重大改变，从此开始归隐和漫游生活。诗人“栖碧山”，寻求“别有天地”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新的人生选择的表现。诗中所说的桃花流水杳然去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实际上暗含“桃园理想”，因为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渔人“缘溪行”找到杳然隔世的桃花源，这里的“黄发垂
与此相类的还有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诗的结尾写道“故国平居有所思”，但所思的内容并未告诉读者。但通过前面的景物描述和感慨的抒发，我们已大
另外，像辛弃疾的《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虽明言不说——“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但毕竟前面已说出自己年老后“识尽愁滋味”，而且只要了解辛弃疾生平遭遇的读者都会知道诗人 “愁”的主要内涵;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开头说是“思华年”，结尾又说“此情可待成追忆”，这都意在点明这是回忆昔日时光的诗篇，但诗人究竟在回忆什么，究竟是什么让他当时就很“惘然”，今日又“追忆”不已，诗人始终没有明言，这与辛弃疾的《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一样，都是一种欲吐半吐的含蓄手法的运用。
2、不点明有含义，抒写很婉转，但含蓄程度稍浅，含义稍微明显
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前四句描绘洞庭湖浩
中国古典诗词中，像这类不点明有含义，抒写很婉转，但含蓄程度稍浅的诗歌还很多，如白居易的《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皇甫曾《淮口寄赵员外》：“欲逐淮潮上，暂停渔子沟。相望知不见，终是屡回头”，两诗皆是抒写惜别之情，前诗要求离别的友人“莫回头”，后诗写离别的友人“屡回头”。前诗是诗人的主观愿望，后诗是客观再现实际情形;前诗是表现，后诗是再现，但都含蓄地表现了依依难舍的惜别之情。从表现手法上来看，白居易的《南浦别》技巧上更胜一筹，因为要求离别的友人“莫回头”的前提是友人“屡回头”，在情感上比皇甫曾《淮口寄赵员外》更深一层。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陈与义《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
3、抒情叙事，寓意深沉，含蓄程度很深
有一些诗歌，通过其抒情叙事，明显感到诗人并非在就事论事，有内在的含蕴，但又无法指实，甚至无从索解，因为其含蕴很深。如前面曾提到的李商隐的《锦瑟》，诗中提到“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说明与诗人当年的生活有某种关联，但究竟有何种关联?诗人不肯明言，只有模糊的暗示，因此出现多种索解：有人认为与当年的爱情生活有关，有人甚至指实“锦瑟”为令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峨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诗中无论是写孤独的环境及氛围，还是写“悔偷灵药”，表面上是写嫦娥，实则有弦外之音。与其说写的是嫦娥的处境、心情，并对其体贴、同情，不如说是诗人孤清凄冷情怀和不堪忍受寂寞痛苦的心灵独白。此诗妙在有韵外之致，收到了语近而情遥、含吐而不露的艺术效果。
诗意含蓄深沉的古代诗人既然不止李商隐以及他最有名的无题诗，李贺也是其中的一位，如《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由于此诗采用印象联缀合、色彩浓烈的印象派表达方式，整首诗意含蓄朦胧。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所能明确的大
又如韩诩的《寒食》，也是一首含蓄深沉，需要深度索解的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清烟散入五侯家。
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咏歌京都的太平景象，赞叹皇家对大臣的关怀，其实诗旨正相反：它不是咏歌赞颂而是讽刺和鞭挞，它是哀叹唐末皇权的衰落和宦官的专权。因为寒食节是古代是禁止烟火的，除了皇宫(禁中)享受特权可以燃烛外，民间连灯也不许点，所谓“贫居往往无烟火”(孟云卿《寒食》)。至于他乡游子，寒食节引发的更是思乡的悲愁：“他乡寒食远堪悲”(孟云卿《寒食》)。但韩诩这首的《寒食》，却点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汉宫传蜡烛”外，“五侯” 之家也有“清烟散入”。诗中所云的“五侯”出于一个典故，是指东汉时五个专权的太监。以汉代唐，这是唐代诗人常用的手法，而宦官专权正是唐末主要的弊端之一，也是唐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此诗从寒食节“五侯家”可以生火这个生活细节切入，暗示唐末的宦官可以享受只有皇宫才可以享受的特权，这首诗讽喻皇权衰落和宦官擅权的“象外之旨”就不言自明了。诗论家吴乔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围炉诗话》)。诗意含蓄，更富情韵，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据孟
元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此诗写宫女幽怨之情，意境深婉含蓄，既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又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诗人创造意境用了两种手法：一是以少总多。此诗具有举一而反三，字约而意丰的特点。全诗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勿、动作，全都表现出来，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后宫生活画面。尤其妙在“说玄宗”三字，含蓄而多感慨，正如沈德潜所评“说玄宗，不说玄宗长短，佳绝”(《唐诗别裁》)。《养一斋诗话》说“‘寂寞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六百字，尤为妙境”。它的成功在于诗人创造了意境上深沉的含蓄美。
二是意在言外，如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正如萧士
以上说到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三种含蓄表现手法，其实也是中国古典艺术通用的手法，诗画同源亦同理，含蓄也是中国画追求的至境。沈宗
四、如何创造含蓄美
一首诗是否达到了“空白”、“含蓄”的美学境界，关键要看其意象的营构能否离形得神。只有超其形，才能取其神;唯有取其神，才能使诗作灵动
1、言微旨远，以小写大
“言微旨远，以小写大”，这是诗歌创造含蓄美的重要手法之一。清刘熙载在《艺
2，烘云托月，以此写彼
诗人为了追求境界的含蓄，韵味的浓郁，创作时往往力避正面突破，明言直抒，而是侧面迂回、出奇制胜，使之言见于“此”而意显于“彼”，收言短而情长之效。金圣叹说“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不在云者，意固在于月也。此即‘烘云托月’之谓”(《增订金批西厢》)。如刘
3、欲露还藏，以藏写露
宋人张戒谈诗词创作上大忌时说：“情意失于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欲露还藏，以藏写露的含蓄手法，与我国传统的绘画中“空白”理论是密切相通的。在中国绘画中，有时在景物之外特意留下大片空白，让无限的空间通过画面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来的，让观者从中产生无限的想象。在这种留有大片空白的画面上，画面中所有的物象看上去似乎都在向着那个巨大的空白也即无限的空间投射、延伸。它是“可望”的，同时又是“不可及”的;是景内有限的，又是景外无限的。与此相同，古典诗歌也是以有限表现无限来创造含蓄美，也有一个意向瞄准的目标，但又是感官不可触及的，这就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而这个诗歌之外的景象的内涵，就是诗歌之内景象潜在的沉思、情感的积淀和创作主体心灵的对象化。它是形与神、物与我、情与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体。
4、了无痕迹，以影写竿
“立竿见影”，是指在光线的照射下，构成的“竿”和“影”的关系。古人云“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这就是由影而知形。古典诗人也深深感到，有些描写对象不管如何绘形
显豁
所谓显豁与含蓄相反，它是用通俗的语言、直白的方式、平淡的风格去叙事抒情，点明题旨。同含蓄一样，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极其重要的特征，无论从诗歌的风格、还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显豁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从题材上看，它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别是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世俗生活。诸如饮茶、品酒、食粥;做梦、斗嘴，落齿、落发、足痛、打情骂俏、市井生活、小女婚嫁，乃至腹泻、打
从表现手法上来说，它在含蓄之外另立一宗，使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更为丰富，如前面举过的李益的《伴姑吟》，用含蓄的手法描叙一位常当“伴姑”的姑娘想出嫁的愿望，表现的是江南女性的那种羞涩、娇柔，也有着南朝乐府特有的缠绵婉转，迂回含蓄。但中国如此之大民族又如此众多，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如此明显，如果用同一种手法表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姑娘待嫁时的心态和表现，就显得单一而且不符合实际《北朝乐府·地驱乐》中那位想出嫁的姑娘，表达方式就完全不一样：“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连羊都有领头的，我怎能没有当家人呢。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出嫁，能不踏地呼天吗?比起《伴姑吟》，前者曲吐情怀，迂回委婉，显得饶有韵味;后者坦诚直率，直抒其情，更显北方民族的剽悍刚直性格。
从语言上看，通俗直白的语言也具有不可替代性，朦胧含蓄的语言是一种美，浅切直白也是一种美。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知识层次不同、性格习惯各异，也不可能使用同一种风格、同一种知识层次的语言。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其语言自然也应典雅通俗各异。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他们都善于使用不同的语言使人物更富性格特征，描叙更富特色，例如杜甫，即能写出“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这种格律森严、气象万千的诗句，也有“叫妇开大瓶”“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这类通俗的诗句，因为后者更符合一位老农的身份;李清照有“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这样典雅的诗句，也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通俗的口语。正如诗僧惠洪所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俗语的运用，可使诗歌获得一种张力。这无疑会激发文人们诗作歌创作的新活力，激发他们产生创作的兴趣。
一、诗歌显豁风格的形成原因
1、源于人们思想感情的丰富性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诗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抒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它有南北的差异、东西的不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教养、不同性别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和表达方式都会有所不同。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痛快淋漓、有的迂回婉转、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拐弯抹角。因此，诗歌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具有“露”和“藏”的不同和“显”与“隐”的区别，就是一种必然。
2、与文学传统有关
诗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产生含蓄隐晦和直白显豁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就是如此：《
3、显豁是诗歌风格的另一种美学形态，也是一些诗派的刻意追求
这在宋诗中表现特别突出。宋代诗人把以俗为雅视作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喜用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俗语方言，经过作者的提炼和处理，使之进入诗这一高雅的文学殿堂，并具有审美意境。最早提出以俗为雅观点的，是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他把“平淡”提到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在创作实践中，也是“发纤
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创作追求与宋人喜欢创新的理念有关。宋代诗人好读书，因此对于前人诗文的突出成就有清醒的认识：“世间所有好句，古人皆道之”;“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好俗语，已被乐天道尽”。可见当他们面对古人，尤其是唐代诗人的辉煌成就，觉得若按传统的写作方式无法超越古人，因此在心理上有压力，因此只得另辟蹊径，与古人、与唐人抗衡，所以他们开始作新的尝试与探索。其创新尝试之一，就是以俗为雅。
4、与唐宋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有关
显豁、直白的诗歌风格兴起与普及，还与唐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影响有关。禅宗思想对诗歌的影响诗主要是两方面：其一，题材上，禅宗公案多举日常世俗之事，对唐以后诗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所影响。禅宗是佛教的世俗化，其主要主张为“顿悟成佛”，不用出家，“凡人皆可成佛”(《古尊宿语录》卷四)。《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这就使原本抽象的佛教教义变得很世俗，修练成佛也变得极为容易。所以，唐代以后的文人多雅好佛事，在家习佛，且与佛家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皆受禅宗影响，当然也会表现在创作题材和诗歌风格上。其二，从语言上来说，禅宗典籍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给了唐以后诗人以直接的启示，并对士大夫思想、行为、语言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僧人释了元的《与苏轼书》中有段对佛法的阐释：“(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全宋文》卷一七三九)。用世俗眼光来阐释佛法的无处不在，语言通俗活泼。苏轼在与释了元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影响他的雅俗观。比如他曾说：“一念清静，墙壁瓦
5、与时代风尚、其它文学形式影响有关
南朝、五代以后，南方城市都会经济的
二、诗歌显豁风格的相关表征
1、题材上注意表现日常生活的寻常生活，写平常人的细致感受、复杂情感
赵冀在《瓯北诗话》中谈到中唐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的区别时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所谓“务言人所共欲言”即诗歌所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人人皆可见、可感之寻常事物。白居易的诗歌就常常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如初见自己
如前所述，宋代诗人在创作上追求以俗为雅，表现在题材选取上也是注意表现日常生活，写平常人的细致感受。以写日常饮食为例，《全宋诗》中，描写食物的诗篇不胜枚举，内容也五花八门，涉及肉类、鱼类、粮食、瓜果、点心等多种，宋人把自己吃过、看过或者只是听说过的食物都写到了诗歌当中。如苏轼就有《
宋人也有关于落齿的诗，如辛弃疾《卜算子·齿落》：“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
2、表达方式上诗意显豁，直接道出
鲁迅“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文秘诀》)，这是作文的秘诀，也是诗歌平实显豁诗风的要求。它在表达方式上要求直抒其情、直陈其事，不作粉饰雕琢，也不曲折含蓄。杜甫的诗歌尤其是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
这首诗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诗人直截了当抒发自己听到平叛胜利消息时的惊喜之情。诗人通过听到捷报之时的涕泪交流、漫卷诗书、放歌纵酒、手舞足蹈的情状来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狂喜。然后直陈自己下一步打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
白居易的写景抒情诗、记游诗，也多是直陈其事，很少雕饰，给人一种朴实显豁之感，所表达的感情，深沉而又真挚。如《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
2、语言上浅切通俗，明白如话
刘熙载在《艺
白居易诗歌的平易浅切诗风的形成，不仅表现在表达方式的直白显豁，也表现在语言的通俗浅切上。他每做一首诗，力求老妪能解。刘熙载曾称赞白居易诗歌“用常语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有别于用奇语造意，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地表白自己的诗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的讽谕诗皆是“篇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将创作题旨交待得清楚明白。《卖炭翁》描绘那位“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老人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
3、结构平直顺畅
显豁的诗歌在结构上往往按时间或事情发展的顺序一叙到底，很少“逆起”，很少“倒叙”，很少波澜。如杜甫的《石
暮投石
诗中描述诗人夜宿石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类诗歌还很多，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按照烧炭——卖炭——炭被宫使抢去这样一个时间和事件的发展经过去描叙，事件结束，叙事也就戛然而止。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围绕咏雪和送别这个主旨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咏雪，后半段送别，中间用“
显豁诗风结构上的平直顺畅，不仅表现在叙事诗中，在以抒情或议论为主的诗作中也有表现，如黄庭坚的《跋子
4、风格质朴、平淡
前面曾提及，宋人刻意在典雅含蓄之外另创体派，追求一种以俗求雅的新径。黄庭坚作为宋诗代表的江西派领头人，其诗风除了学习杜甫，特意拗折外，也有其质朴、平淡的一面，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投荒万死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黄庭坚作为元祐党人受到复辟派的清算，于绍圣二年(1095)被贬为
黄庭坚还有首《牧童》诗，也是分外朴实平淡：“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首诗倒确实有寄托，有所谓弦外之音，但这寄托则是直接道出：“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心劳力竭，比起牧童的横骑牛背的无忧无虑，“短笛无腔信口吹”的逍遥自在，真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作者明白道出的人生感悟，呈现的仍是质朴平淡的诗歌风格。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由于诗人们将此视为至境，刻意追求，这类风格的诗篇相当多，如以诗歌平淡醇美著称的孟浩然就有很多这样的诗作：他的《过故人庄》，简洁质朴地记载一次在农家老友处做客的经过：故人邀客、开轩对饮、闲话桑麻，临别再邀，简朴得像一则日记。但故人的情谊、田园的风光、农家的乐趣却扑面而来、至真至诚。一个“开轩面场圃”的普通农家，一顿极为普通的“鸡黍”饭，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叙述层次也完全是顺其自然，却被表现的如此富有诗意，笔调竟然如此轻松，使我们忘记这居然是一首格律森严的律诗。闻一多说这首诗“淡到看不见诗”(《孟浩然》)，沈德潜称赞此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都意在称赞孟诗这种质朴平淡的风格。他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更是家家户户作为童蒙教材。平易浅切、自然天成，没有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但它言浅意浓、景真情真，整首诗就像行云流水一样平易自然，又悠远深厚。他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更是一首风韵天成的小诗，淡中有味，含而不露，虽在表现
三、诗歌如何做到显豁
1、向现实生活学习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歌构思奇特、风趣诙谐，笔随景转，被人誉为“诚斋体”。“诚斋体”的基本精神就是回归自然，于宋代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江西派的注重书本和内省不同，杨万里强调“感物”，向生活学习。他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这里的“天”即指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万物。他把向生活学习作为诗歌创作的一条根本法则：“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名句都极富生活气息，形象生动而准确，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江欲浮秋去，山能渡水来”(《题湘中馆》);“风烟绿水青山国，篱落紫茄黄豆家”(《山村》);“风将春色归沙草，天放晴光入浪花”(过平望));“青编翠竹风窗月，白洒红
向生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向民间学习语言。民间的口语非常生动通俗，很多古典诗人都刻意将生动的民间口语采入自己的诗中，以增强形象性、生动性和感染力，杜甫就是其中极为成功的一位。尽管他很讲究字句的推敲，“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很讲求格律的精严，“老来渐于诗律细”，但并不排除他对民间口语的吸收和运用，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的“叫妇开大瓶”，“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俱是口语，将老农的豪放，待客的真诚毕肖画出。《草堂》中的“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
袁枚在《随园诗论》中记述了自己向“村童牧竖”学习语言的体会，他说：“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他举了两个小故事：有年十月，正是梅花开放的季节，一天，有个担粪的农民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梅树有一身花了。”袁枚听了大为赞赏，认为这句话很富于诗意，于是马上写进诗里：“月印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又有一次，他在二月出门远行，有个和尚送他上船，看到满园盛开的梅花，不胜惋惜地说：“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诗人很受启发，于是又得诗二句：“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2、继承前人优秀传统
中国民间文学的源头《诗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显豁诗风优秀源头。其中的《国风》和《小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内容紧扣民众生活，它是民众感情的自然宣泄，基调健康真挚，风格朴实醇厚，像《
3、忌粗率肤浅
显豁不是肤浅，直白也不等于粗率，它还需要内蕴的深厚和情感的丰富。宋人周必大曾说：“白香山，诗似平易，观所间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见白居易平易朴实的语言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推敲修改，是诗人炉火纯青的表现，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刻意追求和一番苦心。在创作实践中，白居易是有意识的学习吸纳民歌中的语言，模仿民歌所写的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如《浪淘沙词六首》第四首：“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似觉海非深”;《池上二绝》：“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将瞬间的情景描写下来，充满天真的童趣。
贺裳曾称赞“郑谷诗以浅切而妙”(《载酒园诗话又编》)。所谓浅切是指郑诗诗意浅近明白，不晦涩深奥;所谓“妙”则指其浅切之外又意蕴丰厚深远。他举郑诗《敷溪高士》为例：“敷溪南岸掩柴荆，挂却朝衣爱净名。闲得林园栽树法，喜闻儿侄读书声。眠窗日暖添幽梦，步野风清散酒
以俗事俗物入诗虽则真实自然但缺少文学美感，这也是追求显豁诗风时极力注意避免的，如梅尧臣《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诗作，竟然以喝茶肚子响，入厕见鸦啄蛆虫等极为粗俗的东西入诗，不仅不能引起丝毫的美感，而且粗俗得近丑陋了。
导语：黄庭坚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歌风称为“黄庭坚体”。
【摘要】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以其诗歌上的杰出成就最终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并且开创了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黄庭坚诗歌的艺术个性、创新精神的理解，认识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试对他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一番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黄庭坚 诗歌 创新精神 艺术风格
引 言
黄庭坚诗歌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元祐二年(1087)，苏轼作《送杨孟容》，自注说：“效黄庭坚鲁直体。”黄庭坚作诗歌和之，有“我诗歌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和“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等句，句法奇矫，音节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之气，是典型的“山谷体”。【1】如果以唐诗歌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歌的艺术特征。黄庭坚晚年的诗歌风逐步体现出归真返朴的倾向。求新求变的精神在晚期黄庭坚诗歌中仍有所体现，但随着诗歌人阅历的加深和修养的提高，已渐渐达到炉火纯青、形迹尽泯的境界。用黄庭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 ① 直接引语用参考文献标注的境界。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讨黄庭坚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声律奇峭 用典广博
黄庭坚诗歌声律奇峭，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诗歌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感情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黄庭坚的律诗，有许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诗歌律规定的平仄来组句，“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2】这种拗句，声情并茂，在“不和谐”中更觉其美，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题落星岚漪轩》、(引黄庭坚诗出于哪本书，请用注释标出来)“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等，我们在吟诵时自会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就这样，黄庭坚苦心孤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歌风称为“黄庭坚体”。在扫除五代、宋初柔弱华靡的诗歌风上，黄庭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黄庭坚诗歌声律奇峭具体表现为，打破音节常规，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矫健奇峭。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至圆熟的声调，如《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歌。
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歌拗句为表现幽僻清绝的境界创造了恰到好处的语音外壳。黄庭坚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体。
此外，黄庭坚的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风格是用典广博多样。黄庭坚在诗歌中好用典，而且用典涉及范围广泛。宋人以学问为诗歌，典故的运用与翻新是宋诗的特色之一，黄庭坚是这一特色的推波助澜者。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 ②直接引语用参考文献标注
魏泰《临汉隐居诗歌话》：“黄庭坚作诗歌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歌。” ③直接引语用参考文献标注
黄庭坚用典不限于儒家经典与《左传》史汉等历史事典，而且兼及禅宗语录以及老庄等道家著述，连医卜百家杂说与民间熟语、俗语，有时也化雅入诗歌。吕本中在《紫薇诗歌话》中说：“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歌，要字字有来处。” 【3】试举《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诗歌为例：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
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
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这短短的五言八句中，每句都涉及事典：第一、二句典出《华阳国志》和《礼记·典礼》，猩猩贪酒喜屐，猎人引诱而捕捉。第三句典出《世说新语·雅量》有关阮孚的事典，第四句则见于《庄子》关于“惠施多方，有书五车”的记载。第五句典出《汲冢周书》，第六句见于班固《西都赋》。第七、八两句语出《孟子·尽心上》：“杨子取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全诗歌无一句无来处，却浑然天成，无斧凿之痕。由此看出，黄庭坚驱遣事典，大有“六经注我”之势，全服务于诗歌中意念的运转，有的如杨朱的典故，还是反其意而用之。可以这样说，在用典方面，黄庭坚继承了杜甫、韩愈、李商隐的传统，又将这一传统发展到另一个更高的颠峰。
二、夺胎换骨点铁生金
(一)诗歌用典广博多样。黄庭坚在诗中好用典，而且用典涉及范围广泛。宋人以学问为诗，典故的运用与翻新是宋诗的特色之一，黄庭坚是这一特色的推波助澜者。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黄庭坚用典不限于儒家经典与《左传》史汉等历史事典，而且兼及禅宗语录以及老庄等道家著述，连医卜百家杂说与民间熟语、俗语，有时也化雅入诗。吕本中在《紫薇诗话》中说："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试举《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诗为例：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
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
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这短短的五言八句中，每句都涉及事典：第一、二句典出《华阳国志》和《礼记·典礼》，猩猩贪酒喜屐，猎人引诱而捕捉。第三句典出《世说新语·雅量》有关阮孚的事典，第四句则见于《庄子》关于"惠施多方，有书五车"的记载。第五句典出《汲冢周书》，第六句见于班固《西都赋》。第七、八两句语出《孟子·尽心上》："杨子取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全诗无一句无来处，却浑然天成，无斧凿之痕。由此看出，黄庭坚驱遣事典，大有"六经注我"之势，全服务于诗中意念的运转，有的如杨朱的典故，还是反其意而用之。在用典方面，他继承了杜甫、韩愈、李商隐的传统，又将这一传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夺胎换骨，点铁生金。黄庭坚在诗中不仅爱用典，而且用典奥博多样，同时又倡导翻新生奇、化腐为新。为此，他提出了在后世引起极大争议的"夺胎换骨"、"点铁生金"的主张。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生金也。
其实，黄庭坚在这里是向人介绍他如何向前辈或同时代诗人学习语言技巧的。他的经验一是化陈为新，重新升华提炼;二是袭用前人诗中已有之意而换一种手法或语言加以翻新。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二：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在这里诗人化用了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和雍陶《题君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黄庭坚化用之后，意境奇壮，另有一番景象。所以蔡正孙在《诗林广记》后集卷五中说："山谷此诗，实用刘禹锡应陶诗中语翻案也。"黄庭坚化用别人的诗意、诗句、词语，大抵都是前贤未密，后出转精;有时让前人的奇思妙语更凝炼、更含蓄、更具有表现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生金"视为剽窃古人，甚至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斥之为"剽窃之黠者尔"。黄庭坚一生写诗始终主张"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为提高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庭坚在诗歌中不仅爱用典，而且其用典尤为广博多样，另外他还倡导翻新生奇、化腐为新。为此，黄庭坚提出了在后世引起极大争议的“夺胎换骨”、“点铁生金”的主张。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歌，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生金也。”【4】
其实，黄庭坚在这里是向人介绍他如何向前辈或同时代诗歌人学习语言技巧的。他的经验一是化陈为新，重新升华提炼;二是袭用前人诗歌中已有之意而换一种手法或语言加以翻新。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二：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在这里诗歌人化用了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和雍陶《题君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黄庭坚化用之后，意境奇壮，另有一番景象。所以蔡正孙在《诗歌林广记》后集卷五中说：“山谷此诗歌，实用刘禹锡应陶诗歌中语翻案也。” 【5】黄庭坚化用别人的诗意、诗句、词语，大都是他人用得不够精密的，经过自己的化用显现出另一番奇特的意境和效果;有时让前人的奇思妙语更凝炼、更含蓄、更具有表现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生金”视为剽窃古人，甚至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斥之为“剽窃之黠者尔” 【6】。我们应该称道，黄庭坚一生写诗歌始终主张“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为提高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创新型的大师形象。
三、注重布局 讲求章法
黄庭坚在诗歌技巧上最大的创新与突破，是在诗歌的结构上将散文的章法引入诗歌中，使诗歌的谋篇布局都很讲求章法。宋人范温《潜溪诗歌眼》引黄庭坚的话：“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7】王直方也说：“山谷论诗歌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8】这里说的“文章”、“诗歌文”，都包括写诗歌，也就是将散文的结构、章法，运用到诗歌中来谋篇布局。所以说，黄庭坚的诗歌有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在章法上很讲求精心布置。宋诗歌本身有着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也把写文章的法度用在了诗歌创作中，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也应安排得法。但这“布置”并不是要文章那样的僵化格式，讲究的是“起、承、转、合”，要有曲折变化，奇正相生，最后达到“无意于文”的浑成之境。我们读黄庭坚诗歌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两句，前后两段衔接不上来，这正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人内在联系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补足它。
黄庭坚的创新与突破，首先在诗歌的结构上将散文的章法引入诗中，使诗的谋篇布局，讲究章法。范温说："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5)王直方也说："山谷论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6)这里说的"文章"、"诗文"，都包括写诗，也就是将散文的结构、章法，运用到诗中来谋篇布局。黄庭坚在引入散文章法后，惯用的章法就是"逆起法"。所谓逆起，犹如倒插笔，横空陡起，突然展开，而且将中间或结尾的意念、意理先行提出，引入悬念，古人称此法为"起逆入"。试以他的《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一诗为例："壮气南山若可排，今为野马与尘埃。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周鼎不酬康瓠价，豫章元是栋梁材。眷然挥涕方城路，冠盖当年向此来。"这首诗是走访方城七叔祖旧题而怀念七叔祖黄注的诗。按正常的思路，人到方城，见到旧题，触景生情，抒发怀思之念。但这首诗却是逆向安排意念。首从议论起笔，写当年豪壮之气，随人去而化尘埃，将怀才不遇者的悲剧结局先提出，营造极深沉、极悲壮的氛围，然后再层层展开，推进主题。三、四句写七叔祖之才气：高谈阔论，落笔万言;白眼举觞写他睥睨尘俗，意态风流。五、六句写怀才不遇，贤士而糟糠待之。七、八句才是写到方城来，见到旧题，挥泪思旧。这首诗首尾逆置，这正是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说的"起逆入，奇气杰句，跌宕有势"。黄庭坚诗中惯用这种诗法。清翁方纲曾概括这种诗法："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势将伸而反蓄之"(7)，这样看来，此法正如书法之藏锋与逆笔，势似欹而反正，从而造成奇正相倚的豪荡奇杰的气势。
黄庭坚在引入散文章法后，惯用的章法就是“逆起法”。所谓逆起，犹如倒插笔，横空陡起，突然展开，而且将中间或结尾的意念先行提出，引入悬念，古人称此法为“起逆入”。试以他的《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一诗歌为例：“壮气南山若可排，今为野马与尘埃。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周鼎不酬康瓠价，豫章元是栋梁材。眷然挥涕方城路，冠盖当年向此来。”这首诗歌是黄庭坚走访方城七叔祖旧题，而怀念七叔祖作的诗歌。按正常的思路，人到方城，见到旧题，触景生情，抒发怀思之念。但这首诗歌却是逆向安排意念。首联从议论起笔，写当年豪壮之气，随人去而化尘埃，将怀才不遇者的悲剧结局先提出，营造极深沉、极悲壮的氛围，然后再层层展开，推进主题。三、四句写七叔祖之才气，高谈阔论，落笔万言;白眼举觞写他睥睨尘俗，意态风流。五、六句写怀才不遇，贤士被予以糟糠对待。七、八句才是写到方城来，见到旧题，挥泪思旧。这首诗歌首尾逆置，这正是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说的“起逆入，奇气杰句，跌宕有势” 【9】。黄庭坚诗歌中惯用这种诗歌法。清翁方纲曾概括这种诗歌法：“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势将伸而反蓄之”【10】，这样看来，此法正如书法之藏锋与逆笔，势似畸而反正，从而造成奇正相倚的豪荡奇杰之气势。
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惯用逆起横出而外，他的诗歌在意念、意象构成、安排、运转方面，则讲求严密的逻辑，同时又让意念的线路参差错落、腾挪跌宕，不让诗歌结构平平。如《寄黄庭坚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这首诗歌一共八句，一气呵出，意念贯通首尾，晓畅自然。诗歌中的意象迭出而灵动异常，时间上忽今忽古;空间上则忽南忽北，忽说自己又忽念黄几复，时空转换极快。诗歌中的议论、抒情部分穿插在景象之间，成为全诗歌的有机构成部分。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中评论此诗歌说：“《寄黄几复》，亦是一起浩然，一气涌出。五、六一顿。结句与前一样笔法。山谷兀傲纵横，一气涌现。” ④直接引语用参考文献标注
类似的诗歌还很多，如《和答元明黔南赠别》：“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此诗歌章法：“一、二、三、四、七、八句皆直陈，五、六则比兴，安插其间，调剂衬映。五、六句与一、二句易地而处，未为序倒而体乖也。然三、四句而下，直陈至竟，中无疏宕转换;且云、雨、雪、风四事，分置后半之起处，全诗歌判成两裁，调度失方矣。” 【11】黄庭坚就是这样以散文章法融入诗歌，使诗歌的内部结构更有逻辑脉络可寻，并使意念的表达更加周密，使诗歌更富有表现力，仅此一点，黄庭坚在推动宋诗歌的发展上，功不可灭。
结 束 语
当然，黄庭坚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的考虑。宋诗歌到黄庭坚时，已有许多新的发展。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歌，对杜甫尤为推崇。通过汲取杜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前人的得失，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诗歌风格。
终归来说，黄庭坚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都彰显了他在诗歌艺术上对创新出奇的追求，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注 释】
① 引至：黄庭坚诗歌的哪个版本?按后面格式补充(平慧善. 李清照及其作品[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2. )以下所引黄庭坚诗皆出至这个版本。
① 参见《与王观复书》之二;
② 参见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
③ 参见魏泰《临汉隐居诗歌话》;
④ 参见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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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P116-126;
【6】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P205-211;
【7】【8】陈永正.黄庭坚诗歌[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