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下面是其评价。
《离骚》的后世评价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 “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冯”、 “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 “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拓展阅读：屈原介绍
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芈后改为熊姓)，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主要作品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哀郢》，《怀沙》，《招魂》,出自屈原的名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自屈原以来，“香草美人”就已经成为了高洁人格的象征。（有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怎样给屈原在《离骚》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一个公平、允当的评价呢？
犑紫龋我们要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历史，站在今人的立场用历史。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等各种因素，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一切来比照、批判古人的行为、观点或立场，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进行客观评价。
屈原之伟大有二，一是他创作出了名传千古的浪漫主义开山之作《离骚》，与《诗经》共同成为中国诗歌史的滥觞；二是他在《离骚》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之一。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是依靠他的悲剧人生体现出来的。作为楚国贵族的一分子，他有幸学习了中原的礼乐文化，并持笏楚朝，大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于胸臆间，然而楚国从“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问鼎中原之后的风光旎然转而到了楚怀王、楚襄王的由盛而衰的时代，外见欺于秦，丧师割地者三，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内修黑暗之政治，权贵佞臣相互倾轧、趁机专权，妒贤嫉能，使楚国走上了不归之路，屈原想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屈原的伟大就在于怀瑾握瑜的他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后依然正道直行，不改其志，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于他其心所善、九死不悔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以及“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执著。
但今天我们对待他的爱国主义就要分而视之了，既不能一概吸收，又不能全盘否定。我们知道，《离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草、美人这两类意象。屈原藉此来或喻君王或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只是想用美人、香草来表达一个目的：忠君爱国。一篇《离骚》，处处可见屈原对楚怀王的忠心耿耿以及他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例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他自叹身为高洁之躯、栋梁之材却遭到小人的嫉妒与谗毁，在屈原想展一番政治宏图之际，诬陷与中伤使“怀王怒而疏屈平”，继而放之逐之，心有怨而志不移，发而为诗以抒其怼、表其心，然而昏庸的楚王再加上奸佞的朝臣，一个乌烟瘴气之所，怎么能容得下仁人志士的存在呢？
屈原既不改其志，如司马迁所说：“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最后只能感慨：“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决定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自投汩罗，投出一个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伟大形象。
然而屈原的忠君爱国未免有愚忠之嫌。屈原所不愿改其志者，在我认为它是有宗族观念的，他之所以不愿意效力于其他君主，主要是因为他那样没有归属感，到头来只是治别家之产业而荒祖宗之伟室。在他内心，楚国就是他的.家，他接受不了异国之主，他只希望能够得到国人的理解与信任，认为楚国人才是他的亲人，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都是站在楚国的角度来考虑他自己，从生命深层把自己认为是楚国的一分子，希望能够得到国人的认同。“又何怀乎故都”这似乎是说屈原满腹牢骚，想改变主意，不再留恋楚国，其实这是屈原的愤激之辞，作反语解可也，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这样地忠爱国家，竟无人相信，却还受到放逐，好，你们不信，我就死给你们看！”这样说来屈原并非不怀念故都，不想再为国效力，而是想用死来明其志、保其节、发其怨，其骨子里那股对楚国的热爱之情跃跃然冲腾！
说屈原愚忠，亦有道理。虽然屈原满脑子美政理想，但他太过于仰视与信任自己的君主了。屈原为楚怀王拟定宪令，以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之才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之能，本该做到雷厉风行，但他不清楚他所奉事的王是什么样的王；他所共事的臣是什么样的臣，欲以目空一切之态度（或说太过天真更贴切一些），打造弊绝风清之社会，恐为浊流所不容必矣！举目黄河，不见其清；何似二水，泾渭分明！所以说清欲容浊清亦浊，只有激浊而扬清其可为大计矣，屈原悲剧的定性因素至此可窥一斑了。再者说来，屈原所谓的爱国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忠君，他只是想为楚怀王尽自己的一份力，如果他能得到楚怀王的承认，斯莫大焉，举国上下反对喧嚣一片又何妨！怀王是他的靠山，怀王若“爱”屈原，可谓尽善尽美矣！所以屈原的爱国终隔一层，他先要通过楚怀王的认定，才能去考虑苍生百姓，而事实证明，那个时代再多的励精图治都只是为了兴荣王贵一家，确有安抚百姓之举其目的也只是稳固江山罢了！但屈原囿于一君之爱毕竟是时代因素造成的，反过来也是时代环境的需要，别说今人论之无可厚非，就是放在当时环境里还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类型的大进步呢！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因此圣明之主加贤能之臣是一国一朝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亦可谓中国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山之举矣！
时至今日，我们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众议纷纭，褒贬不一，然而主流是分明的，就是从内涵上基本肯定，去其糟粕，把它吸取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一，这是民族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在当代中国我们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内涵，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既继承了屈原以来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为丰富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其内部运作具有着一致性。
《离骚》之精神可谓丰矣；屈原之有《离骚》可谓伟矣；中国之有屈原可谓大矣！屈原于上下求索之中为后世竖起一面爱国主义的大纛，我们应该手持这面大纛，一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