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莫言老师，欢迎您来到《名人访谈录》。我也知道您这个时候特别忙，也特别累。
莫言：是很累，但接受采访已经成了我的义务，这都是诺贝尔文学奖惹的祸！
洋洋：那诺贝尔文学奖有错吗？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国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错了。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奥运比赛不一样，奥运会你得了奖，得了冠军，你就真的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得了谱贝尔文学奖却不能说你就是最好的，你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有可能一个什么奖都没拿到的，他比你更是一个好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比你的更好，这都不一定。所以对待诺贝尔文学奖不必盲目地迷信。
洋洋：那您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什么呢？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这个作家是个好作家，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仅此而已。
洋洋：在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您认为自己是个好作家吗？
莫言：那当然，我首先是个好作家，所以才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在中国好作家绝对不止我一人。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最优秀的。
洋洋：莫言老师，您太自谦了！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每做一件事情必定是想要得到什么，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读了它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那文学作品到底能带给读者什么呢？读者又为什么去读呢？
莫言：我想这因人而异吧！阅读是不能用功利的思维去看，它可以不为什么而存在，就为事受阅读本身。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喜欢阅读所以就去阅读，一部作品可能会唤起读者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也可能会勾起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还可能会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反省，或者对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或者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所有这一切的感受与体验，都只有在阅读之中才有，不可能是因为有这些感受与体验所以才去阅读的。它不像学习目的那么明确，为了考文凭、评职称、或者为了找份好工作，它就像是看场电影，消遣、娱乐、寻找精神的慰藉，看之前可能对影片一无所知，看之后才有了对影片的观感。
洋洋：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得很极端，比如对历史人物好与坏的评价，或是传统文化的要与不要、再或是文学艺术的崇高与一文不值，真可谓要么捧上了天，要么踩在脚下，哪里还有理性可言？
莫言：纵观中国的.历史，这些非理性的极端声音的确是存在的，而且甚至某段时期内，它会成为一个社会主流的声音。但是不可否认，一个社会的全部声音里，一定有理性声音的存在，当然也会有非理性声音的存在，不过随着时间的积累，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我想最终一定会接受理性的声音。如果把非理性的极端思想比作是某个疾病，我们的祖父、父亲，加上我们自己，三代人有可能会得同一种疾病。虽然祖父的病已经治好了，父亲的病也已经活好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得这个病。
洋洋：那人类的经验时后人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莫言：我们不能因为三代人得了同一个疾病，就否认经验的作用。我想历史经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面对历史经验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贤臣告诫君王以史为鉴，但贤臣被杀，君王残暴不仁，最后弄得国破家亡的例子不在少数，这难道是历史经验没有作用？这只能怪君王昏庸无知吧！
洋洋：可以与我分享一下您满意的事吗？
莫言：噢，比如我拿诺贝尔文学奖就很满意啊！
洋洋：是不是不管内心多么强大、多么坚定的人，都希望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喝彩？
莫言：应该是的吧？一个内心足够强大自信的人，他可能会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执著地坚持自己，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会去想要鲜花掌声，但是当鲜花掌声来了，他应该会高兴的。
洋洋：有没有拒绝鲜花掌声的？
莫言：当然有，当鲜花掌声是糖衣炮弹，那就一定得小心，能拒绝就拒绝。
洋洋：这就是佛教中的大彻大悟吧？好的，莫言老师，谢谢您！
我正在执行一个特种任务，就是回到古代采访我们领导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先生。当我直接到达陶渊明隐居的茅屋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位小孩，那位小孩正在念陶渊明先生的
忽然一阵龙卷风，把我卷到鲁迅家中，鲁迅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为党献出他的一份力量。看他严肃的神情，再看看我手中的手表已经12点多了。时光机的能量快耗完，为了抓紧时间，我不好意思的走进鲁迅先生书房里，鲁迅先生还没察觉到我的到来，我看到他桌子上放了许多写完的书稿。我低声的对他说：“打扰你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迟疑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没什么的。懊!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书房里?”说完，他急忙地把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藏了起来，我惊讶地说：“尊敬的鲁迅先生，我没有恶意的，我是从21世纪来到这里的'，我是一名记者，想采访您一些问题，鲁迅先生您本来是投身医学，希望以此来救治中华子孙们，但你为什么又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涣然大悟的笑了笑说：“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们身上不止是病痛，而是人的精神，所以我弃医从文。”我摸了摸脑子，又说：“请问您告别医学，投向文学，是否是一种胆魄?谈谈你对告别的看法?”顿时鲁迅先生的肚子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空城计”。他又严肃地说：“这并不是一种胆魄，因为我想用笔尖振兴中华民族。我的告别是想追求属于自己的理想。许多人的告别也证实了它的魅力所在。时光机发出了一阵阵的警报声。我急忙向鲁迅先生告别，他还送了我一本书《朝花夕拾》。
经过这次的采访，我受益匪浅。让我懂得了人生自有几时乐，不如回到古时乐一回。
在这些天中，在我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系的那个女孩晓颖，和她写的那篇采访我的文章。
我曾在电话里询问过她几次，那篇采访我的文章的写作情况。她说；“正在修改中呢”。
而到现在，已是近一个月了吧，有句话叫文章不厌百回改，我想，她写的这篇文章一定是一篇流芳百世，千古不朽的作品呢。
我记得她采访我的那天是17号，而且是刮着大风的天气。在前一天她就来找了我一次，没有找到我
。因为我看到天气刮着大风，不能摆书摊，就回到宿舍休息去了。上班时，我收到了前台的服务员小李给我递来的纸条。是晓颖给我留下的电话。我便给她打了过去。于是，我们便约好了第二天我接受她的采访。并且约定了在陶然亭公园门口见面。
第二天中午，下了班，我提了一箱书，来到了公园门口，风仍然刮得很大。不一会儿，晓颖过来了。她的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带着一副眼镜，肩上挎着一个手提包子，还戴着一顶遮阳帽。
我们见了面后，互相做了
原来我是想和饭店里的领导说一下，在饭店里采访的。但我又想到了陶然亭里有一个李大钊故居。我前几天参观过，我想到那个地方能避风，也安静。于是，我和她便向那个地方走去。为了找到近一点的路，路上我问了几个行人的路向。
在向李大钊故居走时，风仍不停地刮着，晓颖边走边问我一些问题。忽然，一阵风把她的帽子，
刮到了路边的草丛里了。她走过去，捡了起来，抖了一下土，放在了包子里。
我们来到李大钊的故居的时候，才发现，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已到期闭馆了。我推了一下门，门也上了锁。
我便和她在公园里，左拐右拐的来到了一个写着兰亭序的地方。我走到了一个有大门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儿比较避风。于是我们便决定就在这儿接受采访。我看到牌子上写着四个字“群贤毕至”。由于第一个字是繁体字，我不认识，问了一下晓颖，她说；“是群贤毕至吧，我看到前面写着兰亭序”。
我于是把书拿了出来，摆在了铺开的报纸上。她也放了一张报纸，坐在了地上。她边问我话，边记着笔记。
还不停地用照相机拍摄着。旁边还放着一个小录音机。我把我能回答的都说了出来，以帮助这个女孩写好这篇文章。
过了有近一个小时，采访完毕后，她送给了我一个书签，她说到；“她的文章，可能只能在校园里传阅一下，还不知能不能登报”。我说；“登不登报没关系。现在，你正好练习写作。我也是想帮你一些忙，只要努力，认真写就行。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向其他报社记者推荐发表一下”。
之后，我给了她一些我写的诗稿，和报道我报纸的复印件。我们收拾了书向公园大门走去。
我边走边对她说；“你家中弟妹几个”？她说；“只有我一个”，我说；“原来你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呢。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了,你今天刮着这么大的风出来采访，受这么大的罪，肯定会心疼你呢"。她说；"没事，以后要当上了记者，还要经历更多的风雨呢,这不算什么"。我说；"你真坚强啊"！
这时，风似乎比以前更大了，吹得我们竟然走不动了。风小了点后，我们来到了公园门口。
我给了她我的地址。她说写好文章会给您送过来，就离去了。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很是佩服。我觉得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坚强，
自信，勇敢，活泼开朗。对困难无所畏惧。而这正是我一生都在想学到的品质。同时，
我也想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为师生们做的一个即席演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经常的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想到了这几天，这些女孩们做采访报道时的勤奋与努力。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是啊！我们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