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篡改”过，
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望门投止思张俭”，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初为山阳东部督邮，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又起，他被迫逃亡，人们敬重他的人品，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望门投止”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甚至“郡县为之残破”，其于心何忍！“忍死须臾待杜根”，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杜根传》的记载，杜根性格耿直，东汉安帝时任郎中，当时邓太后摄政，权在外戚。安帝年长，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载出城外待其苏醒。太后派人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侥幸逃脱，躲了15年。邓太后死后，杜根复出，官拜侍御史。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他要以“横刀向天笑”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
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由不得他横刀向天，虽然壮怀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历来解释颇多。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两昆仑”一个是指康有为，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像昆仑山一样坚毅；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有人把“昆仑”理解为“昆仑奴”，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是偏正结构，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需要有的人牺牲，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诗句），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血荐”，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
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抄袭”的争议。
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但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中秋节的前两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原文】
《狱中题壁》
清代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中投宿时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自仰天大笑，慷慨赴死，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赏析】
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所题写一首绝句。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几位日本友人力请谭嗣同东渡日本，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慷慨赴义。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祝福，以及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有多种解释，尤其是“去留”二字，争议颇多。一般认为“去”是指逃亡离去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几经转折逃往加拿大，而梁启超则逃亡日本；“留”是指谭嗣同自己，变法失败后有人劝谭嗣同东渡日本，但被谭嗣同拒绝，甘愿留下来，保护光绪帝。另一种说法是说，“去”是指侠客大刀王五，谭嗣同曾随大刀王五学习武术，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一起营救光绪帝，但未能成功；“留”则是指谭嗣同自己。第二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关系非同一般，而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也冒着危险为谭嗣同收尸，一时被传为美谈。最后大刀王五参加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杀害，并枭首。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去留”是偏正词，即留，肝和胆分别对应“两昆仑”，只有一层意思。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逃亡保存实力也好，留下为了牺牲也好，我们都是好样的，我们的事迹都会像昆仑大山那样，永垂不朽。如果是第三种说法，这两句的意思就变得更加简单，即使大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又有何惧，那就去留下我如昆仑大山一样的浩然之气吧！更加能表现出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和无畏。不管是哪种解释，这两句诗早已经深入人们内心，成为了人们追求真理而甘愿献身的励志语。
【拓展】
谭嗣同的简介
谭嗣同（东海赛冥氏，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谭嗣同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主张。并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代表作品有《仁学》《狱中题壁》《远遗堂集外文》等。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
谭嗣同的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除夕感怀》
谭嗣同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胜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除夕感怀》
谭嗣同
内顾何曾足肝胆，论交晚乃得髯翁。
不观器识才终隐，即较文词势已雄。
逃酒人随霜阵北，谈兵心逐海潮东。
飞光自抚将三十，山简生来忧患中。
《除夕感怀》
谭嗣同
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
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镜不尘。
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着孤身。
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1]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2]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