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
《琵琶行》
年代: 唐 作者: 白居易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尽事。
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客。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弟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空守船，绕船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庐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忆江南·江南好》
年代: 唐 作者: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大林寺桃花》
年代: 唐 作者: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白诗人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白诗人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白诗人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他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李白的诗歌：
将进酒
唐代：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倾耳听 一作：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足贵 一作：何足贵；不复醒 一作：不愿醒/不用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来 一作：自古；惟 通：唯)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静夜思
唐代：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行路难·其一
唐代：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羞 通：馐；直 通：值)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雪满山 一作：雪暗天)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碧 一作：坐)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主要成就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李白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李白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李白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他的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他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唐代的伟大诗人有哪几位?我记得人们常常提到李白、杜甫、白居易。
我以为李、杜、白三位都伟大，各有各的伟大处。白居易的伟大，主要在讽刺诗。他的讽刺诗，数量多，质量好，不但李白、杜甫远远比不上他，就是整部中国诗歌史上，也没有哪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我国当今社会非常需要讽刺诗，需要讽刺之火来焚烧各种各样的假恶丑、各种各样的黑暗与腐败，以帮助真善美，以支持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这是明摆着的事实，难道还需要论证?难道还有哪位非假冒伪劣诗人会昧着良心说，当今中国一切皆好，无须讽刺诗出场尽力?
但讽刺诗的现状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即以古体诗而论，以《中华诗词》刊登的讽刺诗而论，虽然也有一些好作品，有几位成绩比较好的诗人，如李旦初、徐康、杨贵全、王庆农、伍锡学、杨启宇、高昌，但与现实的需要相比，讽刺诗的创作还相当薄弱。这就需要学习，需要借鉴。而白居易这位讽刺诗的大师，就首先值得我们推崇和仿效。
白居易有真诚的艺术良心和高度的艺术勇气。他是文学上的“为人生”派，写诗作文是为了反映现实，改良人生。他与那些一味“吟风月，弄花草”的文人墨客大异其趣。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同情“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妇女;你总该记得他的《观刈麦》、《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他强烈憎恶为官不仁者和为富不仁者;你总该记得他的《新丰折臂翁》、《宿紫阁山北村》、《重赋》、《轻肥》……在这些诗里，他尖锐地、大无畏地揭露和批判那个不公正的社会，那些骄奢淫逸的官僚、富商、军官、公子哥儿。锋芒所向，甚至扫到已死的和健在的皇帝，因为许多盘剥人民、残害人民的政策，都是得到皇帝的批准或默许的。他怒斥向百姓巧取豪夺者：“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民请命，希望皇帝不要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弄得百姓家破人亡：“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他说他这些诗传到社会上以后，“众口籍籍，已谓非宜”，“众面脉脉，尽不悦”;传到官场上，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家里人也不理解他，嫌他多管闲事、自找麻烦。压力是够大的了!但他不为所动，还是写，终于写出《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共150多首。
白居易的创作黄金期，在公元806—814年，他35—43岁这8年间。他的最优秀的讽刺诗，大多写于这个时期。815年，他上书言事，触怒宰相，平日忌恨他的人趁机落井下石。他被贬谪江西九江，沦为“江州司马”。其实，宰相之怒，小人之恨，大半还是源于他的讽刺诗，越职言事只不过是借口罢了。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他吸取教训了，从此避祸保身，不复谔谔直言。他的人生，他的诗歌，都以43岁为界，划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虽然也写出了《琵琶行》、《钱塘湖春行》之类好诗，但好诗毕竟少了，讽刺诗也被闲适诗所取代。然而，尽管如此，白居易依然是伟大的。伟大就伟大在他前期的多而且好的讽刺诗。“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许多文学批评文章都举后期白居易为例，讲世界观的消极保守对文艺创作的危害，这固然不错;但论者言下常流露出对白的不屑之意。连闻一多那样的大师，对白也有过不公正的调侃，说白氏讽刺诗乃是猫哭老鼠，这就不对了。人，能一辈子勇于战斗、善于战斗，固然很好;但能战斗半辈子，甚至更短的时间，也该予以肯定，不可“轻薄为文哂未休”，轻率抹杀古人和前人。又，人能十全十美固然很好，但可惜古今中外还没出现过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德国的歌德，不都是这样?为什么要独独苛责白居易?
白居易有高超的讽刺艺术。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只能略举数端：
其一，善于抓典型。
白居易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飘泊流离。35-36岁当过两年“县尉”这种最低等的'小官。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中下层官僚的劣迹是见得很多的。37岁拜左拾遗，调到皇帝身边工作了，眼界更开阔，对上层官僚乃至宫廷的腐败内情更了解，忧国忧民之心更强烈了。不难想见，他的生活素材是极其丰富的。他提起笔来，必定浮想联翩，各种材料争着向他报到。但是，他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看到什么写什么。他选材严。他总要挑选那些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社会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历史现象)，来作他的诗歌题材。例如，反映贫富的极端悬殊，他选择农民挖地黄去换朱门肥马吃剩的“残粟”以“救此苦饥肠”这样的典型事件作题材(《采地黄者》)。反映皇帝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选择为逃避兵役深更半夜偷偷把自己的右臂用大石捶折这样的典型人物作题材(《新丰折臂翁》)。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本身，内涵就非常丰富，用最朴素的言语文字叙述出来，也能让人动一些情。
其二，重情节细节。
找到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固然值得高兴，但如果干巴巴地说出来，只有几条筋，也会糟蹋了好题材，感人不深。好题材是浑金璞玉，需要提炼，需要雕琢。提炼雕琢的手法很多，且千变万化，但情节的交代、细节的描写不可缺少。而且，这种交代和描写，应该有血有肉，情景交融，富抒情味，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白氏讽刺诗情节栩栩如生，让人历历在目者，如《宿紫阁山北村》对“暴卒”的描写：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细节以一当十、形神兼备者，如《卖炭翁》对卖炭老人的外貌和心理的描写：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诸如此类的范例，值得我们细细推敲。
其三，语言通俗化。
白居易作诗用语通俗是人所共知的，讽刺诗尤其是如此。这“通俗”，包含着质朴、明快、激切、流畅诸多含义。他刻意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目的是希望他这些诗容易懂，容易在社会上传播，容易传到大臣、宰相、皇帝的耳朵里去，起到为民请命、改革弊政的作用。他的创作动机是崇高的，艺术实践也是成功的。不错，有些篇章用语太露太尽，近于说教，诗味淡薄;但更多的篇章却是诗味浓郁的。我们应该分清主次。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作家诗人包括李白、杜甫，个个作品都是上乘之作。苏东坡所谓“元轻白俗”的“俗”，如果是指“通俗”，那是对的;如果是指“俗气”、不高雅，那是他的偏见。刘熙载在《艺概》里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不易到。”袁枚在《续诗品》里也说：“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我赞佩刘、袁的识见。
白居易讽刺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非常富有人民性的一部分。有志于讽刺诗创作的朋友们何妨多多接近它?深山探宝，必能满载而归。我这里所谈的，挂一漏百，一隅之见而已。
阴雨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原文：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
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译文
今天的山岚雾霭特别的重，天涯广阔这里却是如此的偏僻深远。闻见滩头江水带来的秋意扑面而来，山谷的气候湿润，晴天也多像阴天。
望向帝京但是云遮住了眼，想着故乡，檐上的雨一滴滴的滴到心里。用什么来安慰我这幽深彷徨的思绪，唯赖这北窗下的琴来解我心中孤独。
赏析
表面看来写的是诗人在外地为官，境遇艰苦，其实写景即是抒情，作者的心情就像这岚雾、滩声、峡气、正所谓，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想要回到京城，但事不如人愿，古来材大难为用，将登太行雪满山。
作者简介
生平
经历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任职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 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作品介绍
一圣二仙
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国三大诗人，人们尊杜甫为“诗圣”、“诗史”,尊李白为“诗仙”，对白居易称“诗魔”等，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诗神” 。其实，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诗仙”，请看唐宣宗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而李白的“诗仙”是清代文人给予的称呼。因此，学者认为：中国诗坛应该是一圣二仙。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主要作品
《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放言》《池上》等。
诗歌作品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