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拥挤
据我所知道，拥挤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现象。
有一天我等公共汽车出城，汽车站早已挤得黑鸦鸦一片，汽车尚未停稳，一群人蜂拥而上，结果是车上的人不得下来，下面的人也不得上去，一阵混战之后，上面的人倒是也下来了，下面的人除了孱弱文雅的之外倒是也都上去了。然而费掉“民力”不少。
既上车之后，不消说可以听到下列各种的呼声：“嗳哟!你看看我的脚!”“别挤哟!”“喂，你趴在我的身子上了!”“没得办法!”“你倒是拉住上面的把手呀!”
有人告诉我，外国大都市的地底电车，在每天某个时间，也挤。不过又有人告诉我，外国人虽挤，挤得有秩序些。
在交通工具不够而人口众多的情形之下，这种拥挤实在也是不可免。我要说的是那种争先恐后旁若无人的态度。譬如说在邮局车站轮船之类的场所，那种每人各自为战的抢先姿势，实在令人难堪。
据说在外国的车站电影院之类卖票的地方，往往摆成一个一字长蛇阵，先到者站在前面，后到者自动地附于骥尾，循序前进，而无需乎浪费体力，且可不伤和气。这个办法，我觉得好，该学。我有一次在电影院，看见一共只有三个人买票，而那三个鼎足而立不敢后人，三个人都挤得面红耳赤，都伸着脖子伸着胳臂向那一个小小的洞里挤。我想三个人固不必排长蛇阵，只要稍稍为疏散一下，就可以相当舒服的达到目的，何苦那样“团结”呢?
推行新生活运动，应该特别注意到守秩序的习惯之养成。最好是先在车站轮船之类的地方由军警严厉督促。在中小学里，教师要把守秩序的道理与方法讲给学生听。我国前驻德大使程天放先生在《时事新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论德国的民族性，曾提起在柏林开世界运动大会时所表现出的良好秩序。我们应该效法。
不效法外国人也行，我们中国的“固有道德”不是也主张“谦让”一道吗?如能恢复固有道德，揖让雍容，公共汽车一停，大家打躬作揖地说“您请，您请”，那也有意思。
运动
大概是李鸿章罢，在出使的时候道出英国，大受招待，有一位英国的皇族特别讨好，亲自表演网球赛，以娱嘉宾，我们的特使翎顶袍褂地坐在那里参观，看得眼花缭乱，那位皇族表演完毕，气咻咻然，汗涔涔然，跑过来问大使表演如何，特使戚然曰：“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为什么不雇两个人来打呢?”我觉得他答得好，他充分地代表了我们国人多少年来对于运动的一种看法。看两个人打球，是很有趣味的，如果旗鼓相当，砰一声打过来，砰一声打过去，那趣味是不下于看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人多少还有一点蛮性的遗留，喜欢站在一个安逸的地方看别个斗争，看到紧急处自己手心里冷津津地捏着两把汗，在内心处感觉到一种轻松。可是自己参加表演，就犯不着累一身大汗，何苦来哉?摔跤的，比武的，那是江湖卖艺者流，士君子所不取。虽然相传自黄帝时候就有“蹴鞠”之戏，可是自汉唐以降我们还不知道谁是蹴球健将，我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宋朝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那厮”“最是踢得好脚气球”。我们自古以来就讲究雍容揖让，纵然为了身体的健康，做一点运动，也要有分寸，顶多不过像陶侃之‘日运百甓”，其用意也无非是习劳，并不曾想把身体锻炼得健如黄犊。
士大夫阶级太文明了，太安逸了，固然肢体都要退化，有变成侏儒的危险，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有变为废物的可能，但是在另一方面所谓的广大民众又嫌太劳苦了，营养不足，疲劳过度，吃不饱，睡不足，一个个的面如削瓜，身体畸形发展，抬轿的肩膀上头有一块红肿的肉隆起如驼峰，挑水的脚筋上累累的疙瘩如瘿木，担石头的空手走路时也佝偻着腰像是个猿人，拉车子的鸡胸驼背，种庄稼的胼手胝足，——对于这一般人我们实在不愿意再提倡运动，我们要提倡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然后他们可以少些运动。对于躺着吃饭坐着顿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劝他们行八段锦太极拳，大概不会发生什么大危险，对于天天在马路上赛跑的人力车夫们，田径赛是多余的。
外国人保留的蛮性要比我们多一些，也许是因为他们去古未远的缘故。看他们打架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一言不合，便是直接行动，看谁的胳臂力量大，不像我们之善于口角，干打雷不下雨。外国人的运动方式也多少和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有些关联。我看过美国人赛足球，事前的准备不必提，单说比赛前夕的那个“鼓勇会”(PepMeeting)就很吓人，在旷地燃起一堆烽火，大家围着火旋转叫嚣，熊熊的火光在每人的脸上照出一股“血丝糊拉”的狞恶相，队员被高高地举起在肩头上，像是要去做祭凶神的'牺牲，只欠一阵阵咚咚的鼓，否则就很像印第安人战前的祭礼了。比赛的凶猛也不必提，只要看旁边助威的啦啦队，那真是如中疯魔生龙活虎一般，我们中国的所谓啦啦队轻描淡写地比起来只能算是幼年歌咏团。再说掷标枪，那不是和南非野人打猎一模一样的吗?打拳，那更是最直截了当的性命相扑。可是我说这些话并不含褒贬的意思。现在的外国人究竟不是野蛮人，他们很早地就在运动中建立起一套规矩，抽象的叫做运动道德。我们中国人夙来不好运动，可是一运动起来就很容易口咬足踢连骂带打了。
美国学校的球队训练员是薪给最高的职位，如果他能训练出一队如狼似虎的队员在运动场上建立几次殊勋，他立刻就可以给学校收很大的招徕的功效。“所谓大学，即是一座伟大运动场附设一个小小的学院。”把运动当做一种霓虹广告，在外国已为人诟病，在中国某一些学校里仍然不失其为时髦。学校里体育功课不可少，一星期一小时，好像是纪念性质。一大群面有菜色的青年总可以挑出若干彪形大汉，供以在中国算是特殊的膳食，施以在外国不算严格的训练，自然都还相当茁壮，伸出胳臂来一连串的凸出的肉腱子，像是成串的陈皮梅似的，再饰以一身鲜明的服装，相当的壮观，可惜的是这仅仅是样品而已。这些样品能孳生出更有价值的样品——锦标、银杯。没有锦标银杯，校长室和会客室里面就太黯淡了。
有人说，人的筋肉骨骼的发达是和脑筋的发达成正比例的。就整个的民族而言，也许是的，就个人分别而言，可是例外太多。在学校里谁都知道许多脑力过人的人往往长得像是一颗小蹦豆儿，好多在运动场上打破纪录的人在智力上并不常常打破纪录，除非是偶然地破留校年数的纪录。还有一层，运动和体育不同，犹之体格健壮与飞檐走壁不同。体格健壮是真正的本钱，可以令人少生病多做事，至于跳得高跑得快玩起球来“一似鳔胶粘在身上”，那当然也是一技之长，那意义不在耍坛子、举石锁、踩高跷、踏软绳之下。
为了四亿以上的人建筑一座运动场，不算奢侈。我参观过一座运动场，规模不算小，并且曾经用过一次，只是看台上已经长了好几尺高的青草，好像是要兼营牧畜的样子，我当时的感想，就和我有一次看见我们的一艘军舰的铁皮上长满海藻蚌蛤时的感想一般。
梁实秋《雅舍小品》读后感1200字
八十年代以前，内地人最早知道的梁实秋，更多地是站在鲁迅对面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的走狗”。诚然，出生于富足之家的梁实秋在其思想中有别于很多以“唤醒国人”为已任的作家，但其实早期的梁实秋亦有些愤世的，曾与郭沫若、闻一多走到过一齐，只是后来思想趋于平和，近于循世了。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散文大家，以擅长写幽默风趣的“闲暇小品”而闻名于世，读他的文章是一种美的享受。梁实秋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冰心先生曾这般评价：“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雅舍小品》能够出四十多版，并被推荐为“一生要读的中国历史100本书”之一，笔者认为，得力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雅”。《雅舍小品》的“雅”表现在其知识性和思辨性上。梁老可谓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家，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修养。
单举一例我们就会清楚：《手杖》中有引自古希腊悲剧的谜，有引自“礼记”，引自杜诗的。短短千把字的小品，引用竟达七次之多。诗、经文、剧本无所不包，学识的渊博令人惊叹。《雅舍小品》中几乎篇篇有引用，尤其中外古典作品极多。作者顺手拈来，形散意远，旁征博引，知识密度极大，增加了作品的欣赏价值，这一点和钱钟书先生有相似之处。
梁实秋对当时的“新生活”运动“刺”得极其隐晦精彩。如《洋罪》中作者不加“打倒”地举例：1.人数十三谓不吉利;2.划火柴点纸烟，只点二人，不可点三人;3.朋辈对饮有高杯碰杯之谈。还有订婚广告的恶作剧，万愚节的玩弄笑语等所谓的新生活。这里作者不加痛斥，只是让读者在这些可笑的例举中辨别这种一味地搬弄是非的新生活的可笑之处。《退休》中描写了“该退休的不退休”的原因是“何况一旦投闲置散，一呼百诺的炫赫的声势固然不可得，甚至于进入了‘出无车’的状态，变成了匹夫徒步之士，在街头巷尾低着头逡巡，疾走不敢见人，那情形有多么惨，一向由庶务人员自动供应的冬季炭盆所需的白炭、四时陈设的花卉盆景、乃至于琐屑如卫生纸，不消说都要突告来源断绝，那又情何以堪。”梁实秋先生揭露了这些平常而又普遍存在的事实。通过他敏锐的眼光，独到深刻的见解，以雅致的笔触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描写。
梁老曾在札记中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说：“任何人都可以用戏剧的腔调念出一段剧词，或是踩上高跷来发表自己的思想;但是用简单而适当的语文来说话写作便比较困难了。”《雅舍小品》的风格大概也正在这番话的意思里，一路读来，雅趣横生，颇有一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让人恬静之余，品位良多。
梁实秋雅舍小品艺术特色
1.《雅舍小品》中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小品，虽是「随想随写」，但写来清新隽永。内容涉及的题材都是平凡不过,普通人不大注意的，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别饶趣味，令人读后有深得我心之感。可见作者独有的智慧和过人的洞察力。
2.《雅舍小品》所写的题材虽属於生活琐事，但写来却不会淡如白开水，也不会板滞如流水帐。梁实秋的散文能在平凡中显真诚，於小节处蕴含哲理，是智慧之作。他的文章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却令人在最短时间内去体会人生，参悟智慧。他的文章，亲切易读，任何年龄的读者，都会在他那圆熟、幽默和趣味的文字功力上获益。
3.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又精研西洋文学，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西方随笔式的从容与优雅，虽然生活点滴都可入文，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
老舍其笔下的小说自然朴实、笔风幽默独特、辞藻言简意赅，不娇柔造作，略带浓厚的北京韵味。
一、通俗易懂
老舍小说风格的特点一是：语言通俗易懂且耐人寻味。他作品的绝大多题材，均取决于市民生活，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崇尚白话文，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交谈中提炼正宗纯正的文学语言。讲究浓缩精华，避免随意捏造凑合;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防止照搬方言俗语。1951年，他宣言般指出了：“必须相信白话的万能性，否则，我们便不会全心全意去学习并在实践中运用，只有我们下功夫去运用白话，不让它打折扣，它才会对我们负上全部的责任。”《离婚》中有一个片段，描绘张大哥：“他须用心读书，才能更好的证明自己意见的妥当性”。他有一对阴阳眼，左眼上皮特别长，把眼珠永远囚禁掉一半;而右眼无特色可言，每日照常办公，右眼所略闻的一切，都要经过左眼的筛选，因为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指向自己的内心的，是内心真正的想法。他的意见是最妥善完备的，因为不合分想法早已让囚禁的左眼筛选下去了。简短有力的代表性片段是多么耐人深思，回味无穷。
二、简洁准确
老舍小说风格特点二是：精准简练的语言。言简意赅的话语让你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与自然。小说的诱惑力极大，感染性极强，让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着迷，深陷其中，《骆驼祥子》这部经典的文学名著中，据统计数据报道，仅使用了大约十一万字，而全文只用2400个汉字，仅需要小学的阅读水平便可通晓全文，可见其笔风的犀利与简洁。同时，老舍擅长使用地方语言，加剧了文章的可读性和通读性。例如，写刘四的说一不二，用的是“放屁崩坑儿”，写祥子的身体健康，用“挺脱”、“硬棒”，再如描绘祥子穷途末路 ，病体奄奄地为人家做丧事时，美其名曰为“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这些极具地方色彩的口语，让读者犹如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形象生动仿佛置身于其中。简洁明了的对白，将小说中人物的特点显现无遗，“懦弱、泼辣、粗俗、工于心计”的性格浸透下的封建宗法观念的中下阶层小市民，寂寞，不知所措的可笑行为跃然于纸上，让读者的心境伴随故事情节动荡起伏。
三、幽默风趣
老舍小说的风格特点三是：幽默风趣的话语交相融汇，让拜读的学者们也深受启迪。不知不觉中就伴随作者的触笔进入小说中。老舍先生说：“我恨坏人 ，可是坏人也有好处 ，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阅读其作品，不禁会莞尔一笑，被曲折的故事情节所感染，忍俊不禁。老舍先生的作品不像鲁迅先生的作品散发出刺鼻的老姜味，不像其作品的暗含深刻的讽刺韵味;也不像郭沫若那样富有诗人的激情与活力;更不像茅盾先生那样擅长“理论思维的推理”，虽是笑骂，更似将人赶尽杀绝;也不像梁秋实先生那般弥漫贵族的气息。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如《相片》中的一段话，拜读过后，我都会忍不住发笑。“你的屋中挂著名家字画和一些古玩，雅是雅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无穷的烦恼，譬如，你需要防止贼人入室，门上必定加几把锁，窗也不会放过，铁栅栏是免不了的，就算防备充足，你的'心也不会安落，假如夜黑风高的午夜，一点风吹草动，你便无法就寝，整夜担心受怕。倘若进来几十位蒙面大汉，气势上就把你活活的压住。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这又是何苦折磨自己呢?相反，相片就无这样的顾虑，因为贼人不会偷取你父亲的照片去当为其父亲供奉着，假如你把照片和字画古董等摆在一起，这不是在自己找罪受吗?看完这个片段，你也会禁不住笑出来吧，犀利的话语，透析着作者独到的审美视角，不得不让人佩服。
四、“京味儿”十足
老舍小说风格的特点四是：“浓厚的北京韵味”。自从五四运动过后，放弃了沿用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取而代之的便是白话文。老舍的“京味”显现了他浓厚的民族色彩，表达了现代人的心理活动，同时融合了古声古色的东方情调，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在此的贡献无人能与之相媲美。他奠定了“京味儿”文学的里程碑，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能说得上一口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他汲取和提炼了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言，在小说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纯熟的北京口音，没有矫揉造作的矫情，更多的是雅俗共赏、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中，强调的是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自然朴实、幽默风趣，朗朗上口，如“拉晚儿”、“嚼骨”、“杀进腰”、“谱儿”、“耍个飘儿”等等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的活的语言，让广大青年朋友和文学爱好者一直视为“绝顶佳作”。他在现代文学坛上的艺术成就，是被大众所支持和认可的。他为中国文学语言艺术贡献了毕生心血。他非凡卓越的成绩也是众所周知的。
五、市井味
老舍小说风格的特点五是：市井味十足。原因是他的作品取材来源都是市民生活，他采用的写作手法是描绘生活中的繁琐小事。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将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展现得活灵活现。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属于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通过描绘他们的生活事迹，反映当时普遍的社会矛盾，甚至延伸到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和民族精神的深刻反省，让广大学者和喜爱老舍文章的青年朋友品味当时生活的严峻和凝重。一方面，展示了普通大众的勤劳善良、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展示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下层市民的自私狭隘、虚荣平庸展现得一览无遗。“小市民”的不良习气譬如：犹豫惶恐、寂寞狭隘的矛盾心理在小说的人物中演绎得酣畅淋漓。同时，这些小商贩，小职员的生活环境简陋无比，谋生条件举步维艰。如今，在我们口中的“老北京”多半就是喻指这一阶层的市民。老舍先生的创作路途融合了中国的传统，与民间的种种现实有机结合，展现了北京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同时真实生动的揭示了老北京“小市民”的心理和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北京胡同的小人物日常生活习俗完全的融进小说中，结合“京味儿”十足的笔风，让作品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示在人们的心中。这些也促成了他的作品具有通俗易懂、大众化、平民化、深受广大学者的支持和认可，并在以后的发展潮流中不断被效仿和临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