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最爱历史，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大历史系读书。到了大三，确定自己的兴趣还在历史和新闻时，就立志要报考刚刚成立的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其实考研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去北大游学的理由，大三大四那两年，我上午在北航上计算机的专业课，中午吃完饭，就骑着一辆破单车沿五道口、成府路一路骑到北大，旁听各种人文社科的课程。除了新闻传播学院的课之外，历史系、社会学系、中文系、政治学系、哲学系的课堂均出现过我的身影。
在那两年的游学生涯里，我跟北大的很多同学成为了好朋友。那段时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历史系的阎步克老师和中文系的陈平原老师。阎步克老师在喧嚣尘世之中独守精神家园的`坚毅让我感动，他严谨的治学和考证态度成为我毕生的为文原则，我之所以发条微博都要注明出处，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影响。每当我在俗世之中想放弃理想的时候，一想起他纯净清澈的目光，我就有了坚守下去的动力。而陈平原老师的肆意和潇洒风度也让我明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即使清贫，也要有自己的操守，自得其乐。
工作一年后，我成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一名正式学生，圆了自己的北大梦。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学习，一边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做财经记者，赚学费和生活费。CCER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摆脱文科学生容易出现的书生意气，以为靠一支笔就能指点江山。无论是北大先校长胡适推崇的“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还是CCER灌输的计量理念和宏大视野，为我的新闻工作，乃至现在的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CCER，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陈平、汪丁丁和卢峰。我的
到新单位后，不管到哪里，领导对我的介绍都是“北大的高材生”，这让我很尴尬。其实，每个学校都能培养出好的人才，一所好学校，能给你带来的只是好的氛围和更便利的成长条件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阿马蒂亚森说：“每个社会人都具有多重身份，那种把个体身份单一化，进而以这种单一身份相互之间的差异为理由鼓动暴力和冲突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理性和实际状况的。”这对于标签化盛行的中国或许很具参考意义。
所以，我更敬佩那些在普通环境下顽强向上生长的人。大哥兼好友段德峰，中专毕业后工作了好几年，做过保安，后来通过自学，成为北大法学院的研究生，进而成为《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骨干之一，从媒体转型后又创业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好友邢梅，在北航英语系自考，从大专到本科，后来又考上南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到新华社下属的报纸工作。如果不是跟他们深入交往后，你很难想象他们勤奋、坚守的毅力和勇气。幸运的是，我的生命里，还在继续出现这样的人：生活在精神文化环境贫乏的小地方和相对一般的学校，但却不断吸纳各种精神养分，并在世俗的压力中坚守自我，不断成长，最终成为绚烂之花。他们是我在社会大学学习的榜样。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经历秋雨洗礼，北京大学校园朗润清新。昨天上午，3000多名大一新生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参加开学典礼。北大校长王恩哥寄语新生：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入学第一课，校长会说什么？好奇的新生得到了恩哥简单又真挚地祝福：做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
王恩哥说，北大是精神的乐园，自由的乡土，但首先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知的最高学府。你们历经十余年的.辛苦来到北大，千万不要辜负了这大好时光，要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多去图书馆、多去自习室、多去体育场，不断健全自我的智识，不断丰盈内心的世界。
王恩哥还给新生留了两道作业题：为何来到北大？又将以怎样的身影告别北大？他提醒新生：在燕园的几年，同学们不仅要认真研究怎样做好学问，也要思考如何立身做人；不仅要恪守学术道德，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心去慢慢沉淀和培养一种为学和做人的高贵品位；不仅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也为他人、社会和国家发出印有你们标记的一份热度。
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刘震云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开学典礼上。这位35年前的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告诫在场的新生：进了北大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证明你有好脑子。他建议学弟学妹：在北大，要锻炼自己眼睛的宽度，还要锻炼眼睛的深度，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近些年来，我也听到一些对于母校的闲言碎语，我听到的时候首先不是愤怒，而是想到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兼容并包，北大应有胸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以校友的身份诚恳地拜托在场的学校领导，共同擦亮北大的眼睛，共同擦亮北大这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