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
《登高》《蜀相》两诗，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菽》)，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弛回旋的。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肆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蜀相》首联用一设问句，突出诗人问路寻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可是步入祠堂，诗人不写殿宇高大、塑像凛凛，独独扣住那“映阶春草”“隔叶黄鹂”做足文章，字字写景，却又字字含情，可谓含蓄蕴藉，“别有深意在其间”。
“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不独是词，诗亦如此。《登高》《蜀相》语言形式的“顿挫” 除了音节上的铿锵嘹亮，词句上的精练警策外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东方树《昭昧詹言》论《登高》章法：“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阖变化自如。正这是这种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登高》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蜀相》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之语概括诸葛武侯千秋功业，此为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点睛之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凡用顿挫，必不平直，从两诗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正可见杜诗运笔之顿挫风格。
拓展：
杜甫的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登高》是杜甫诗集中一首很有名的七言律诗，是诗人流寓夔州时为深秋登高有感而作。
杜甫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沦落潦倒的一生，“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以儒者的良知和勇气，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
首联、颔联侧重于写景;颈联、尾联侧重于抒情，集中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首联六个物象，而用急、高、哀、清、白、飞来形容，把秋天景物的凄凉气氛铺陈得十分浓郁。把眼前的秋景写得更具体、更凄凉。“哀”字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自然之悲象。人生之艰难。让诗句的种种意象顿时有了浓烈的伤感色彩。颔联则从更大处落笔，侧重写诗人眼前恍如所见的、耳边仿佛听到的整体景物：“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无边”二字展开了“落木萧萧下”的画面，以“不尽”二字展开了“长江滚滚来”的画面，把秋景描写得既肃穆肃杀又空旷深远。这从以景抒情的角度来看，是为后两联抒发感情作铺垫。前两联写景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两联诗句一气贯注，全诗开头“风急”二字最紧要，因为“风急”而“猿啸哀”“鸟飞回”“落木萧萧”“长江滚滚”;二是两联诗句抑扬顿挫，首联写近景，颔联则写远景，而“无边”一句为仰视，“不尽”一句为俯视，这样一远一近、一上一下，层次分明，起伏“顿挫”。
后两联以前两联描写的秋景为背景，着重抒发忧愤深广的情感。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显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范例。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则将颈联悲秋之情的容量增大了，也更深沉、其中“艰难”二字，指出时世艰难，社会动荡;“苦恨”二字，形容诗人百感交加，恨到极点，“艰难苦恨”兼指社会和个人，在诗人摇落悲秋的情感巾溶人了广阔的社会内容。而“潦倒新停浊酒杯”，则将杜甫的“艰难苦恨”之情写得更加具体，一个多愁多病、忧愤深广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杜甫的悲哀有他的特殊性，那就是他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却博大深厚。境界由大到小，由开到合，情绪也从高亢到悲抑，情绪有微妙的跌宕。杜甫追求情感节奏的曲折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默默的，有时却有突然的转折。古代诗话上说，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沉郁是许多人都做得到的，而顿挫则殊为难能。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
《登高》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沦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在对景物的描绘中，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恣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
《登高》语言形式的“顿挫”表现于下列四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合变化自如。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
音节上的铿锵有力。无论是节奏、声韵，还是对仗，产生的音乐美臻于化境令人叹为观止。
词句上多用炼字。如诗中的“萧萧”“滚滚”前人评点曰：“萧萧”“滚滚”唤起精神(杨万里《诚斋诗话》)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
“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呜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性的哀叹。是的，杜甫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诗歌，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死后不久，诗名就日益显赫了，自中唐到晚唐，以迄宋代，文坛上对杜甫的推崇不遗余力，但除了宋代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评论之外，并没见到有人谈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发现杜甫这个偶然的自我评价最能代表他作品风格并提出来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枚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俳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此“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并接受，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的定论了。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如此“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除了与他个人的丰富坎坷的人生经历、固有的天才、不懈的追求有关之外，更是与他所处的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文学的阶段发展密不可分。
第一，“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富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老杜忧国忧民和表现自己不幸遭遇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风格，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共三段，每段都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极具沉郁顿挫之情，而第一段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曰：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先感慨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卜顿出“自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借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E达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