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1日0时16分许，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
颁奖词全文如下：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致辞：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那些话记在脑子里了。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领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参加这个招待会。”
——12月6日，莫言出席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关于“来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时，他如是答。
“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和马先生只有三面之缘，我们只是三支烟的感情，他多抽了我一根。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回应与马悦然私交甚好的传闻。
“我要学习这位先生(瑞典演员约翰-拉巴乌斯)站起来读。但是我不管是站着读、还是坐着读，都没有他读得好。”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朗读自己的作品《狼》时，老实地评价了自己的水平。
“莫言老师你幸福吗?”“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神秘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这段对话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莫言在朗诵结束之后接受师生提问，一位男生抛出了这个时下很流行的话题。很显然，莫言也知道这个流行语，迅速给予反问。
“中国现在文化多元化，每个人可以很方便地把时间消磨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那样电影导演、音乐家不都没饭吃了，就饿坏了。”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对中国严肃文学前景表示担忧，但莫言认为“不必过于担心”。
“我父亲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
——12月6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述自己的生活态度。可以看出，他没有失去农民的那份淳朴。
“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问莫言得奖后的“烦恼”、“喜悦”，莫言吟诗作答。
“我过去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没有人来理睬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走，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了名人了。”
——12月6日，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莫言谈获奖后自己生活的“小小改变”。
“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解读自己的名字。
“如果要问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写小说。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后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要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谈自己眼下最大的愿望。
“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自己的创作灵感。
“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谈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12月11日，莫言在诺贝尔晚宴上的致辞。
“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
——12月6日，莫言出席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时谈自己获奖的意义。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12月8日日，莫言在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文学创作。
“历史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中，所谓的现实马上会变成历史。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师生交流时谈历史的重要性。
“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容易被曲解。只有主题明确简单的小说才不会被曲解。中国有部《红楼梦》，中国人一直在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主持人问莫言如何看待读者不理解他的作品内容。
莫言最著名的电视剧《红高粱》深受许多书迷的喜爱,莫言201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下面为大家分享了莫言的获奖感言，欢迎借鉴！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