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领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参加这个招待会。”
——12月6日，莫言出席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关于“来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时，他如是答。
“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和马先生只有三面之缘，我们只是三支烟的感情，他多抽了我一根。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回应与马悦然私交甚好的传闻。
“我要学习这位先生(瑞典演员约翰-拉巴乌斯)站起来读。但是我不管是站着读、还是坐着读，都没有他读得好。”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朗读自己的作品《狼》时，老实地评价了自己的水平。
“莫言老师你幸福吗?”“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神秘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这段对话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莫言在朗诵结束之后接受师生提问，一位男生抛出了这个时下很流行的话题。很显然，莫言也知道这个流行语，迅速给予反问。
“中国现在文化多元化，每个人可以很方便地把时间消磨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那样电影导演、音乐家不都没饭吃了，就饿坏了。”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对中国严肃文学前景表示担忧，但莫言认为“不必过于担心”。
“我父亲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
——12月6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述自己的生活态度。可以看出，他没有失去农民的那份淳朴。
“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问莫言得奖后的“烦恼”、“喜悦”，莫言吟诗作答。
“我过去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没有人来理睬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走，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了名人了。”
——12月6日，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莫言谈获奖后自己生活的“小小改变”。
“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解读自己的名字。
“如果要问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写小说。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后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要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12月6日，在瑞典学院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谈自己眼下最大的愿望。
“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自己的创作灵感。
“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
——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谈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12月11日，莫言在诺贝尔晚宴上的致辞。
“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
——12月6日，莫言出席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时谈自己获奖的意义。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12月8日日，莫言在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演讲时谈文学创作。
“历史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中，所谓的现实马上会变成历史。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
——12月9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师生交流时谈历史的重要性。
“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容易被曲解。只有主题明确简单的小说才不会被曲解。中国有部《红楼梦》，中国人一直在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大学。主持人问莫言如何看待读者不理解他的作品内容。
我在河之彼岸，守望曾经归来，归来无望。
月光下，我用繁冗拖沓的文字祭奠我的青春，纪念我死去的友情和迟到的爱情。
因此，在那个习惯于悲春伤秋的年代，你陪我看了多少个日薄西山的景致，我陪你看了多少个破晓阑珊的夜，我们彼此静默的坐着，不言朝夕。
即使世界遗忘了你，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你生命的伊始之日，道一声：生日快乐！
无论多么落寂和苍茫，那些身影总会过目不忘。
总在不经意的年生，回首彼岸，纵然发现光景绵长了十六个年头。
因了命途中的你们，我才没有荒芜了青春。
我把你们的故事收入我的音筒，放在生活之上，我的记忆之下，
提笔伏案之年，窗边，是心灵奔向青春的.黑色河流，突兀的世界。
有些人，在不经意间，就忘了；有些人，你想方设法，都忘不了。
我总喜欢逆着时光，寻找我青春的足迹。
当笔下肆意挥洒的心情化为文字，我将用它记录永生。
黄昏是青春短暂的悲伤。
所以，兵荒马乱也要轻装简从。
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
满腹经纶是黔驴之技，易于迁延与迟滞。
当时光碾过青春，我将以快乐注解悲伤。
在年生里，我们因无知荒唐而美丽。
把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一个完结的句号，记作虚无而迷惘的守候。
久远是迷途里酝酿的酒，愈陈愈香。
安然的在被窝中躺过一世春秋，浑噩自知。
极度的顺从是悖逆。
呆坐在眼睛里的空洞和茫然，凝结成氤氲的哀伤，在青春的天空渐渐延伸和漫散。
我们总是以诗般的语言刻画自己在青春的罅隙中的那般狼狈。
